呂祖謙
從呂氏的興起來看，政治地位的變化確實是一個重要原因。從呂韜到龜圖、龜祥，雖然呂氏已經登上政治舞臺，但是，政治地位並不突出。而從龜圖子蒙正、龜祥孫夷簡開始至呂好問，呂氏先後有呂蒙正、呂夷簡、呂公弼、呂公著、呂好問「相繼執七朝政」，一時間興盛無比。因為這種政治地位的變化，提升了呂氏家族的社會地位，造成河南呂氏迅速崛起。
但是，從家族文化的角度來看，從呂韜到呂夷簡一輩，文化上都沒有值得稱道的特色。從呂氏「公」字輩起，呂氏才成為一個家族文化與政治——社會地位互相推動、相得益彰的家族。
概括地說，呂氏家族的學風特色，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圍繞著這個中央，呂氏家族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又有其具體不同的衍生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公」字輩，以呂公著為代表。這個時期，呂氏家族的學術主要在於經義。如呂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宋史》本傳)，他的講學主要是發揮《周易》、《論語》、《孟子》等儒家正經經義，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九、二○一里還保存有呂公著的《論語講義》片段。實際上，這個時期北宋學術的普遍傾向也是如此，乃以《周易》、《中庸》、《論語》、《孟子》等作為思想建構的元典，如程頤說:「治經也，實學也。……為學，治經最好。」而在經中，「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二程集》)呂氏學術風氣與時代風氣較為一致。
第二個階段是「希」字輩，以呂希哲為代表。呂希哲繼續了公著家學，以為「《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徳之大要也」，謂「為世教者當重儒;又謂祖孔宗孟，學之正也。苟異於此，皆學之不正。」(《呂氏雜記》)但是，他好禪，「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佛與聖人合。」(《呂氏雜記提要》)後來受到朱熹的尖銳批評。
第三個階段是「中」字輩，以呂本中為代表。無疑，他治經，但是同時又繼續呂希哲學風而溺於禪，全祖望說他「溺於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宋元學案》卷三六《紫微學案序錄》)。不過，其家族前代均不甚關心文學，但是，到了呂本中，這種情況發生了較大變化，他在《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詩裡說:「上欲窮經書，下考百代史。發而為文詞，一一當俊偉。」(《全宋詩》)這可以看做呂本中思想的全面反映。一方面，他是宋代聞名的文學理論家之一，早年就作有《江西詩社宗派圖，》後來又作有《紫微詩話》等，主張詩歌要學習黃庭堅，但又反對當時江西派詩人規摹步趨的態度，提出了聞名的「活法」論詩學。另一方面，他是宋代有創作特色的大詩人之一，其詩流動清新，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江西派詩的峭硬，所以，方回評價說:「居仁在江西派中最為流動而不滯者，故其詩多活」(《瀛奎律髓》卷十七)，並說:「老杜之後有黃、陳，又有簡齋，又其次則呂居仁之活動，曾吉甫之清峭，凡五人焉。」(《瀛奎律髓》卷二四)
第四個階段是「祖」字輩，以呂祖謙為代表。《宋史》本傳說他學術「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在他的思想中，繼續了對經義、文學等的注重，但是佛學的因素相對較弱。與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呂祖謙非常凸顯的是史學。一方面，他不僅在儒經裡非常關注《尚書》、《春秋》等，把這些儒家經典作為史書來看待，甚至把《詩經》也視為史，說:「看《詩》即是史，史乃是事實。」(《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五《雜說》)而且也十分關注歷代正史、《通鑒》。先後撰有《東萊左氏博議》、《十七史詳節》、《通鑒詳節》等多種著作。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於「畜德」的看法是重史。朱熹認為「讀書須是以經為本，然後讀史」(《朱子語類》)。但是，呂祖謙認為，「讀《論》、《孟》，使學者易向外走」(《朱子語類》)，所以「不教人讀《論語》」，主張由史入，以史為中央，「勸令看史……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朱子語類》)。這引起了朱熹的強烈批評，說呂祖謙「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朱子語類》)，雖然這個說法比較偏頗，實際上呂祖謙經、史、文都十分注重;但是，從這種批評中也可以明顯看出呂祖謙的學術重心所在。這種傾向，使呂氏家族學術在南宋的學術裡有非常明顯的獨特性。
總之，呂氏家族的學術文化風氣在於約而尚博，如呂本中《童蒙訓》開篇就說:「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優點皆為吾用矣。」具體地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是其一以貫之之本，但是，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又經過了不同階段的潤色變化，這就是以《論》、《孟》、《易》為本，發展為以佛學潤色之，再發展為關注文學，最後確立由史學入手。本既未失，而潤色之功方顯，遂造就了宋代呂氏一族文化持久地興盛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