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官員相比，80年代的領導有許多明顯不同。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中國新的領導階層的簡歷，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我們都知道他們做過什麼官，但不知道他們做過哪些事。
也許有人會說這只能說明我們的無知。這些領導在他們擔任地方主要領導（如省委書記）時可能幹過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大事。但是事實並不如此。即使對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來說，中國中央級別的領導人在地方的業績基本上是一個空白。
這一現象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其實，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產生的領導班子裡，我們就可以注意到這一「履歷輝煌，政績平庸」的特點。
但是，中國在1980年代的情況和現在很不一樣。那時，中央領導層中有許多曾經在地方工作時為改革衝鋒闖關作出巨大貢獻的功臣，如趙紫陽，萬里，習仲勛等。我們都知道他們做過什麼事。
今昔對比
和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官員相比，80年代的領導有許多明顯不同。在80年代，官員學歷不高，但是比較敢擔當政策風險，敢幹事。在許多中央沒有明確政策的情況下，這些官員中會有些人支持莫種政治風險極高的改革措施。
萬里在安徽搞實際上的「包產到戶」和趙紫陽在四川實行的類似的農村改革都有極大政治風險。習仲勛和任仲夷在廣東推動對外開放時頻頻超越中央政策的允許的程度。
即使在比省低一級的地方上，官員們也冒政策風險，採納試驗性的改革措施。中國溫州的民營經濟的發展就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當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敢於保護民營企業的改革。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員都願意冒險。但是，和現在相比，願意冒政策風險的官員要比現在多，因此中國在80年代的改革步驟比較大，而且呈由下而上的趨勢。
解釋這一現象並不難。在80年代，中國的最高領導層中存在著嚴重的「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分歧。但是，鄧小平是一個敢擔風險的領導人，他喜歡越級提拔類似的官員（朱鎔基就是被鄧跳越三級，從中央候補委員直接提拔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一個例子）。
在鄧時代，地方官員要陞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政策冒險，經濟改革上敢打敢拚；二是找靠山 （主要搞好和陳雲、李先念這些比較保守的高層領導的關係），通過建立個人私情積累政治資本。
裹足難進
但是，地方官員敢冒政策改革風險的現像在90年代後就基本消失。決定官員升遷的最主要因素已不是政績 （政治學者的量化分析顯示地方的經濟表現指標，如財稅收入和GDP增長，不能解釋地方官員的提拔），而是個人關係，即政治靠山。
在人治的中國裡，由「靠山」提拔的官員的基本特徵是履歷面面俱到，但是政績平平。
在鄧小平後的中國發生這一現象有三個原因。第一是鄧後的中央最高領導（除朱鎔基之外）都比較謹慎，是「避風險型」的人物。這些人當然不會喜歡政治上的冒險家（如薄熙來這樣的人）。
第二，鄧小平1992年南巡後，經濟改革已不再受「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捆綁，地方官員在經濟發展上基本無險可冒。但是，1989後中國高層對政治改革有很嚴的控制，地方官員深知冒政治改革的風險會有被摘掉「烏紗帽」的風險，所以根本不敢在政治改革上冒任何風險。
第三，自從1992年以來，中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基本靠的是「招商引資，」而不是制度改革。地方官員很快掌握了推動經濟增長的秘訣，即土地財政，銀行貸款，引進大項目。但是，由於所有地方官員都在玩這一遊戲，大家的業績都差不多。
因此僅靠GDP增長進京做官是不夠的。政治靠山的相對作用就大了很多。「年齡是個寶，政績不可少，靠山最重要。」中國官場流行的這句話基本上總結出了中國官員升遷的「潛規則.」
由於這一政治邏輯，中國的官場的風氣在過去20年中起了根本變化。官員越來越膽小，經濟增長速度高但是基本經濟體制的改革沒有進步。政治改革倒退。官員提拔不是任人唯賢，而是任人唯親。所以會出現大規模和屢禁不止的「買官賣官」現象。這是中國政治體制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言而語，這一政治體制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