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台上的莫言，不知道他是否有恐懼，他恐懼的又是什麼。
「對一位作家來說，真正的危險，與其說是來自實在的迫害，不如說他可能被碩大畸形的，或似乎趨於好轉——卻總是短暫的——國家面貌所催眠。」1987年，前蘇聯作家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時這樣說。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獲獎感言
布羅茨基出生於列寧格勒，早在青少年時期，他就給自己制定這樣一個規則：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與國家體制發生衝突。這是幾乎所有少時就開始寫作者的自覺：藝術，永遠凌駕於意識形態之上，而寫作，是一件再個人化不過的事情。
哪怕背過身轉過頭低下眉，不願和政治對視，蘇聯政府也不允許這樣的姿態存在。布羅茨基24歲那年，以「社會寄生蟲」罪被判去俄羅斯北部最寒冷的地方進行勞動改造，天寒地凍，史前那些關於結冰和滅絕的記憶彷彿會出現在他身上，幾年之後，布羅茨基被塞進一架飛機，被迫流放，最後輾轉到了紐約。他說：我們到這裡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過完餘生。
在所有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裡，布羅茨基絕不是曾受過迫害最深的——同樣來自前蘇聯的作家鮑里斯·帕斯捷爾奈克(Boris Pasternak)即使給赫魯曉夫接連寫了幾封軟弱而諂媚的信，最終仍然只能被迫拒絕領獎。
然而，在布羅茨基看來，真正被迫害的痛苦並不可怕。可以通過順從，把苦役和懲罰變得荒謬，這絕不是簡單的精神勝利 法。如《聖經》所說：「要是有人往你右臉猛擊一拳，就請把另一邊也湊上去；要是有人想根據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給他；要是有人想強迫你 走一里路，就跟他走兩里。」
對一個作家，一個畫家，一個劇作家來說，藝術提供了天然的武器，它可以戰勝囚禁、流放、羞辱等等。
作家真正該恐懼的，是被國家的巨大力量所魘住，被它的榮譽和擁抱收買，被它逐漸走向開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騙。因為那將讓他失去自我。
莫言是不是也感受到了這樣的恐懼？
莫言是這個時代最有才華的演講者之一，他的詞句有讓人信服和感動的奇異力量。去年他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主題是：「孤獨和飢餓是我創作的源泉。」哪怕他當時已白胖如彌勒，他講的故事仍讓人如痴如醉。
今年，他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講詞稱自己是個「講故事的人」，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承擔的國家形象、得到的譭譽、在政治時代中的承上和啟下，都遠遠超越一個說書人。
有兩個莫言：小說裡的莫言，講台上的莫言。
前者在嘲笑後者。
在我眼裡，莫言最優秀的作品是他寫於1989年的《酒國》。雖然這是他語言上最粗糙的小說，各種文體雜糅的實驗也並不成功，但是他野心勃勃、膽大包天，對腐化濫情時代的預言精準得如同神諭。
小說寫檢察院調查員丁鉤兒去酒國市調查吃嬰兒的案子，酒國市是烏托邦，是索多瑪城，是忽必烈汗修起的富麗的逍遙宮，官員的食量和慾望一樣大，所有到這裡來的人都無法拒絕權力和財富的誘惑。
小說中，作家「莫言」也被誘惑，造訪酒國。他寫道：「體態臃腫、頭髮稀疏、雙眼細小、嘴巴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躺在火 車臥鋪上。我知道我與這個莫言有著很多同一性，也有著很多矛盾。我像一隻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殼。莫言是我頂著遮擋風雨的一具斗笠，是我披著抵禦寒 風的一張狗皮，是我戴著欺騙良家婦女的一副假面。有時我的確感到這莫言是我的一個大累贅，但我卻很難拋棄它，就像寄居蟹難以拋棄甲殼一樣……這個莫言實在 讓我感到厭惡。」
作者莫言冷冷地打量著作家莫言，沒有人比他更厭惡自己。不應該懷疑的是莫言的自省，他的虛偽、懦弱、經不起任何誘惑，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他在小說中不僅預測了國家的敗壞，他甚至預測了自己的敗壞。
作家有兩個自我：實際生活著的，小說裡的。兩者的關係頗像魯濱遜和星期五——一個是另一個的僕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個是另一個人的敵人和朋友。小說中的作家透過紙背審視創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誠相對。
「寫作，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獨的人生。」海明威這樣說。無論是組織化的協會、日益增加的公眾聲望、接踵而來的讚美與崇拜，都會使作家褪掉孤獨，成為平庸的人。海明威選擇自殺，這並不是出於絕望，而是殺死已死的自己。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而榮譽和誘惑，則是寫作者的墳墓。
對於莫言的指責，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對政治的冷漠，選擇性忽視的冷漠。莫言的辯護者則吶喊：讓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
不可否認的是，兩者都有道理。對作家來說，拿起筆，對著白紙，寫下第一個字的那一刻起，他面對的只是創作的淨土。那 時候，沒有讀者要求他負起社會責任，沒有意識形態要求他背書，沒有歷史要求他做見證人。而當他的創作開始成功，一夜之間，社會忽然要求他對道德、主義、宗 教、政治負責。
那麼，作家和政治到底該保持怎樣的距離？
有兩類作家，一類是「加繆式」的。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曾說：「當我只是一個作家 ，我將不再寫作。」在他眼裡，寫作的過程就是政治抗爭的過程。
另一類作家，就是「博爾赫斯式」的。這位阿根廷作家一生避免與任何現世的鬥爭和意識形態掛鉤，對於貝隆政府，他只是低下眼帘，蓋住日益失明的眼睛說：「貝隆主義不能說是對還是錯，關鍵是他已無法改變。」
加繆為了承受歷史的人民寫作，這並沒有減少他文本的純淨；博爾赫斯恪守一個寫作者的本分，不額外承擔任何社會義務，而絲毫沒有降低他在文學史上的價值。
作家有權力保持自己的遺世獨立，同時，他也必須和所生活的時代有某種同頻的互動。這種互動，不是來自於意識形態的召 喚，不是對苦難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現有政權的野心，而是聽自己良知覺醒的聲音，誠實地把它記錄下來。在北歐，這種聲音也許訴說的是葉落花開霜起雪落的美； 在蘇聯，這種聲音訴說的也許是共產主義的冷酷；在非洲，這聲音訴說的也許是種族戰爭帶來的血腥。
記錄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可以為一片樹葉哀慟，為一抔黃土作傳，可以為一個無名的囚徒請命，可以為一場世界大戰殉身。這其中，並無優劣高下之分。
作家沒有改造社會的義務——他們絕大多數時候也沒有那種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誠實反抗社會的義務，有以正直對時代保持悲觀的距離的責任。
對於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換代的革命，他更應該關心的是那些革命改變不了的，永恆的人類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