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將會是多少？這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是重要的政策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答案，有可能決定什麼樣的經濟、社會政策是合適的。基於對發展機制的分析框架（《追問增長根源：政府的罪與罰》），以及日本、韓國、巴西等國的比較研究，我們的分析發現，中國未來10年的平均增速有可能降低到5%∼6%水平。這一估算低於林毅夫教授的期望值，不過高於北京大學佩蒂斯教授的估算值。
換言之，與2001∼2010年十年期間取得的10.5%的平均增速相比較，中國經濟可能不得不遭遇痛苦的增速下台階。本質上，這是過去十年中國經濟享受之前的改革紅利、人口紅利與全球化紅利卻在制度改革上嚴重滯後所不得不承受的苦果。
不過中國並非第一個經歷這一轉變的國家——韓國的經濟發展史是先例，展示了類似的增速下台階的動力機制與時間框架。
如同世界銀行的研究所發現的，每一個取得了經濟趕超業績的經濟體都是外向型經濟政策的實施者，這暗示出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超越表面的重要性。按照我們前文論述，可以將整體經濟劃分為兩個部門：出口部門與非出口部門。出口部門直接接入全球生產鏈條，對於學習與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經濟流程具有最小半徑，後發優勢能夠得到最佳利用。這樣，出口部門具有最快的發展速度。出口部門獲得的技術進步與經濟流程改善首先溢出給為其服務的國內配套部門，並透過後者溢出到第二層次的配套部門，如此，漣漪效應之下，整體經濟技術水平快速上升，經濟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擴張。
這個過程之中的技術進步依靠投資而固化在生產流程中，反映在數據中的投資對增長的貢獻實際上更主要地是度量了技術進步的貢獻。
以韓國為例，成功的經濟趕超過程往往都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改革與建設階段。趕超經濟體，按照定義，往往是落後的農業經濟。朴正熙總統上臺之後，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經濟計畫，通過政府的強制性力量以間接融資方式支持私營企業，在國內進行了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在交通運輸、郵電通信、電力、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完成了如漢城至釜山高速公路、中央線等電氣化鐵路等大型項目。由於這些項目內嵌現代技術，具有被驗證的技術與經濟合理性，它們的完成有效地提升了韓國的經濟技術水平，為韓國經濟騰飛打下了良好基礎。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1972年，投資貢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力。
第二個階段，出口拉動階段。韓國一直堅持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外向型經濟政策，出口年均增速高達接近40%，隨著出口部門佔比逐年增大，1972年之後，出口貢獻壓倒資本形成貢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70年代，出口貢獻佔經濟增速的76%，80年代仍舊高達56%。
第三階段，槓桿化發展階段。1989年之後韓國出口速度趨緩，新上臺政府仍全力追求增長，並依靠政府對金融業、財閥的緊密聯繫，依靠龐大的固定投資維持經濟的快速增長。這個階段資本形成貢獻超過了出口貢獻，付出的代價是過剩產能與債務比例的直線攀高。過高的過剩產能壓力之下，1997年危機爆發，資本形成貢獻直線下滑，經濟增速也下台階運行，迄今沒有恢復。
日本經歷了類似的三個階段，其中，1972年經濟危機之後日本政府不能容忍經濟增速的下滑，執行了大手筆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但其巨量投資並未扭轉日本經濟增速下台階的趨勢，反而令過剩產能與債務負擔直線上升，並最終導致1989年的總崩潰與隨後「失去的20年」。
巴西的失敗源於第二階段。60年代巴西軍政府上臺之後執行了與朴正熙總統類似的政策，重大的區別是其經濟計畫大多數由國營企業來完成，導致巴西經濟從來沒有成功地走入第二階段：在60年代投資拉動的高速增長終結之後，巴西未來依靠出口貢獻接力增長，反而由巨額無效投資、政府赤字釀成債務危機與惡性通貨膨脹，經濟發展受挫。
中國的經濟起飛經歷了與韓國類似的歷程。80年代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在巨額投資成為主要經濟增長動力的同時，過剩產能從20%左右跌落至個位數水平。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受到影響，資本形成貢獻大幅飆漲，拉動經濟增速，不同之處是過剩產能開始穩步上揚。2002年中國加入世貿之後，中國經濟起飛進入到第二階段，出口貢獻超越資本形成貢獻。與韓國不同的是，這一階段中國繼續保持著非常高的投資增速，而由於投融資體系改革滯後，過多的信貸資源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與國營企業，過剩產能持續升高。如此，中國的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合二為一，在這個10年所取得的10.5%的增速實際上是出口快速增長與加槓桿拉動的綜合後果。
這一特點對於未來中國經濟潛在增速打下了深刻烙印：當出口增速不可避免必將下滑的同時，資本形成貢獻度也將在過剩產能壓力下下滑，導致中國經濟增速軸心下移。
先來看出口部門增長潛力。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過去20年是全球化速度最快的20年，出口貿易增速達到6.26%，高於實際GDP增速（2.7%）但低於名義GDP增速（8.3%）。未來，有理由相信全球出口速度有可能低於過去20年速度：首先，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債臺高壘，未來很可能處於漫長的去槓桿化過程，對別國產品的需求增速放緩，實際上，過去20年全球貿易快速增長的原因之一正是發達國家的需求泡沫。其次，這一輪全球化過程消減了很多貿易障礙，未來可以大幅消減的障礙減少。基於這些考慮，5%∼5.5%左右可能是可以期待的區間。
而從中國出口佔全球份額的角度看，很難期待它繼續大幅度提升。首先，人民幣在經歷大幅升值之後，低估程度從1994年之前的100%以上收窄到零附近。其次，隨著中國人口紅利耗盡、消費佔比轉折上升，中國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也在快速耗散之中。第三，中國的出口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一般貿易佔比超越加工貿易，出口中機電產品佔據半壁河山。在這種產品結構下，要取得進一步的全球份額，中國需要向佔據更高價值鏈地位的發達國家出口大國如德國、日本等國挑戰，競爭優勢更多地不再是依賴低成本勞動力，而是科技水平與創新速度。這方面中國難有絕對優勢。第四，過去20年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與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移至中國有關，未來，這一轉移速度注定將會下滑。
歷史上，日本出口佔全球出口比例在達到8.8%的高位之後開始下滑，到2011年中國出口在全球出口比例已經高達10.4%，繼續上升的空間不大。
結合全球貿易增速的降低與中國份額接近頂峰，我們預計未來10年中國出口速度約為6%∼8%水平。這一速度仍舊相當高，但與過去10年我們曾經取得的21.3%的速度無法同日而語。
再來看非出口部門。如前所述，非出口部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擴張速度取決於兩個成分：內生速度與出口部門技術進步外溢效應。就出口部門技術進步外溢效應而言，取決於出口部門增速與內生增速之差、出口部門佔比、資本形成增速、過剩產能及外溢效應參數；就內生速度而言，主要取決於後發優勢、資源配置體制改革。在過去10年，出口部門平均佔比約為31.7%，平均速度約為21.3%，貢獻了10.5%經濟增速中的6.8%，非出口部門平均速度約為5.5%，其中外溢效應為1.5%，內生速度為4.0%。需要注意的是，4.0%的內生速度遠低於上一個10年的8.0%，及上世紀80年代的6.6%，反映出中國後發優勢的減小以及改革滯後的負面影響。
基於此，假設未來10年出口增速為8%，佔經濟比例約為30%，內生速度為3.8%，過剩產能平均為30%，則經濟增速將為5.4%左右。需要說明的是，按照之前日本、韓國等經濟體的發展情況看，以上假設並不能稱為過分悲觀。
正確判斷未來增長潛力才能冷靜終結過去10年得失，得出正確的經驗與教訓，也才能沉著應對未來將會到來的驚濤駭浪，不可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