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依然生活在恐懼中
大家好，我是任建宇，事到如今，我依然生活在恐懼之中。
一切開始於2011年的8月17日，我第一次被帶到公安局協助調查。警察在我的電腦裡找到了我發在微博和空間的一些圖片和鏈接。他們在看了這些具有搞笑成分的內容的時候，他們也顯得很開心。在公安局 ，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去瀏覽發帖、為什麼要去發這些內容。我當時不知道向他們如何解釋，我為什麼要去發微博、發圖片、發鏈接。且不說我有沒有權力去發，我只是不記得我為什麼要去發了。如果當時我能問一句「為什麼不能發？憲法不是規定公民具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也許之後的一切都不會發生。但是那時我不敢，因為恐懼，發自內心的恐懼，我不知道接下來我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理，即使我堅信所發的這些東西於人於己於國於家不說有益至少無害。
第二天他們送我回到鎮上，在我的宿舍裡他們收走了像《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書。他們說以後這樣的書就別看了，我理所當然的同意。我只希望事情盡快的了結，他們盡快的離開，我就沒事了。回到辦公室，我退出了QQ群，也準備刪除掉我的微博。
但是下午六點，我再一次被帶走，警察說要被刑拘。我當時大腦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事情怎麼會突然變得如此嚴重。在公安局錄指紋的時候，因為害怕，手不停的出汗。警察問我：「你現在知道害怕了？」是的，那一時刻我是真的害怕了。我不知道接下來我會被以什麼的罪名來接受調查。我只是害怕，不知道如何去應對。
在被送到看守所之後，警察不知道我是什麼罪名，他們在打電話問過重慶之後告訴我：「你看你這罪名多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我們這裡辦過的最大案子才是偷越國境。」當這樣一個罪名扣在我的頭上的時，我既覺得可怕又覺得可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那可是可以槍斃人的罪名。而我僅僅是在微博上發了幾個帖子，談談自己的看法和認識。而且幾乎都沒有人回應過我。卻把這個看著穩穩噹噹的國家政權給顛覆了。
看守所裡，他們替我分析了我的思想。
在之後的三十多天裡，我一直被關在看守所裡。看守所那狹隘的空間逐漸容納不了這迅速膨脹的恐懼。最初我堅信和警察好好配合，把我的事情說清楚，我就能夠出去了。但是這種想法在一次一次的訊問過程中開始動搖。
訊問的過程中有太多無法忘記的細節，比如他們告訴我：「像你這樣的罪名，在幾十年前一個村長就可以把你槍斃了。」比如他們把我一件印有「不自由，勿寧死」的文化衫作為物證，並讓我向他們解釋「 不自由，勿寧死」這六個字的含義。他們聽了之後，也替我分析了我的思想。記錄的女警察是一個好人。她說：「讓別人自己說吧。」訊問的警察訓斥道：「他知道什麼，他現在頭腦一團漿糊。你按我說的寫就行了。」
在之後的一系列的解釋，也就這樣一個模式進行下去。當最後一份完整的詢問筆錄擺在我的面前，需要我簽字的時候，我才意識到這裡面幾乎沒有我的真實意思。可是我不敢提出異議。我順從的簽下了字「以上記錄屬實」。現在回想起來，這些細節都加深了我的恐懼。而不可預知的未來又開始讓我變得焦慮。這些都折磨著我的意志，超出了我的承受力。
之後，警察給我送來了勞教的聆詢通知書。他們告訴我，像我這樣的情況，上面是要做三年的勞教。但是局裡考慮了一下情況，只做兩年。但是我們考慮了一下你，兩年時間太長了，如果給你做兩年，就把你廢掉了。我們只給你做一年勞教。當時我問他：「聆詢是做什麼？」他說聆詢就是在大街上隨便去找幾個人，給你開一個座談會。但是你這種罪名，做什麼都沒用。我想，無論如何都要被至少勞教一年，那我乾脆放棄吧。如果聆詢了勞教一年，至少我還有一個期許的未來。當時覺得身上的壓力頓時輕了不少，我想乾脆放棄吧。也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中，我放棄了所有可能保護我不受其它處罰的權利。之後我補簽了拘留通知書、搜補令、延長拘留通知書等等一系列的文書，也失去了在被送往勞教所之前最後的抗爭權利。
但是之後，我拿到勞教決定書，上面寫著「勞教兩年」。而之後，我才知道勞教早已經沒有三年。
「一直這樣下去，人就廢了」
在被送到勞教所之後內心的恐懼達到了極點。面對這樣一個環境，面對性格各異的同教，你在正常社會建立起的這種自信被一點一點的吞噬掉。
勞教所裡的每一天都是重複的，在這樣一個同樣的空間，面對同樣的人，說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事，長時間的體力勞動，任務完不成要扣分，而扣分則意味著要加刑。
我無法想像如果這樣的生活持續兩年之後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趕緊給我女朋友寫信：「無論如何，想辦法給我帶點書進來。兩年下去，人就廢了。」
我也給家人寫信，希望找律師；我也希望把我的事情發布到網上求助。為了避開信件檢查，我也給我女友寫了一首藏頭詩：「微風細雨吹，薄酒品一杯。只求意中人，化助蝴蝶飛。」前兩句的第一字和後兩句的第二字，「微博求助」。
可惜，女友當時並未會意。她也來信告訴我，因為案件過於敏感，當地律師沒有人願意代理。她也因為害怕，取消掉我微博的所有關注、刪除掉我發布的所有微博。當時我深深的嘆一口氣：以後所有能夠證明我清白的東西都沒有了。
之後檢察官也找我談話，他們告訴我：「就你這樣的罪名，在重慶是不可能翻案的。好好的安安穩穩的把這兩年坐滿之後出去吧。」
與此同時，家人還在因為恐懼而不知所措。勞教決定書所規定的行政復議和訴訟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當時我無奈而絕望，似乎無法改變失去兩年自由的現實了。
一年多來，第一次感覺自由垂手可得。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今年的8月份。一天在車間裡，一個警察急匆匆的跑來問我怎麼勞教決定書上網了？我當時的第一感覺仍然是害怕，我害怕這樣會給自己給家人帶來更多的麻煩。雖然這時候離我的刑滿還有一年多，但是至少我呆一天少一天，不會再有其它的曲折了。即使在這之前我堅信只要我的事情在網上發布出來，我是肯定能夠離開這個讓人感覺不到希望的地方的。之後我給我女朋友打電話，我問她來找她的是記者嗎？看過記者證嗎？等等之類的問題。她一下就被我問哭了。當瞭解了事情原委之後我告訴她，放心吧，不會更壞的。
在這一天之後，我在裡面的生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曾經關係不錯的警察不敢再和我吹牛聊天，曾經嚴肅正經的領導開始對我噓寒問暖，曾經消停一段時間的恐懼又開始籠罩著焦躁的我。
幾天後，女朋友探視時告訴我北京的浦志強律師來了，很快會來見我，內心雖然很擔心，但我知道機會來了。
緊接著我曾經的辦案單位也來了，他們告訴我可以給辦所外執行。只要我願意，很快就能辦下來。我開始覺得心動，如果可以你隨時都可以出去了，這是一個每一天都在期待的結果。一年多來，第一次感覺自由離我那麼近，垂手可得。
這種心動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因為不斷的有人告訴你：
「你這個案子勝訴的可能性非常小，幾乎為零，政府怎麼會自己判自己輸呢？」
「你這樣做讓政府難堪，他們會讓你好過嗎？」
「我們這樣做是幫你，我不做這些事，還不是照樣給我發工資？」
我感覺到事情沒那麼簡單，他們的目的是讓我撤訴。我要在自由與上訴的權利之間作出抉擇。我依然恐懼，這次我仍要在恐懼中放棄上訴的權利嗎？
我的律師一直握著我的手。
在這種疑惑的煎熬中，等來了庭審的日子，在面對作為被告的勞教委問詢時，不知道是因為激動還是害怕，我無法正常表達自己，手不停的抖動，我的律師浦志強一直握著我的手，而浦志強和徐利平律師為我做的精彩辯護讓我看到了勝訴的可能。
在最後的四十天裡，重慶市勞教委和重慶市勞教局和我展開數次的談判，他們談的條件越來越好：願意撤銷勞教決定，答應恢復工作，可以與家人商量，可以諮詢律師等等，但撤銷勞教的前提是我要接受「處理不當」的理由，而不是認定為沒有違法事實，並且要求我撤訴。我如果接受「處理不當」，我不知道以後重慶會不會再發生這樣的運動，我不能保證自己不會受二次處理。我沒有同意。同時威脅也越來越多：他們告訴我「你發的微博肯定是有問題的，不要以為自己沒罪。」「不要試圖報復，你以後還要靠政府吃飯，撕破臉皮對誰都不好。」等等。
每談一次內心就多一份恐懼，後來我非常不願意與他們談，即使他們每一次都做出承諾和微小的讓步。
即使無限恐懼，除了堅守權利別無他法。
自由，這時似乎就在我的一念之間了，我開始出現思想鬥爭。
一個聲音跑出來勸：你還在等什麼，現在不是有你想要的自由了嗎？父親、女友，所有的親人朋友，只要願意，馬上就能見到他們，等了一年多了，還不夠嗎？繼續這樣等下去，萬一法院判敗訴了怎麼辦？一直堅持，萬一以後他們報復怎麼辦？
另外一個聲音卻出來罵：任建宇，你忘記你是怎麼被送進來的了嗎，你無數次放棄了自己的合法權益，一次次被欺騙，你一年多都坐過來了，還在乎多坐幾天嗎？父親，女友，所有的親人朋友，都需要你給一個交代，你需要一個清白的身份，對自己，對所有人。
兩種聲音不斷的交替，此起彼伏，折磨得我疲憊至極。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不停的走動，什麼都不去想，什麼都不去聽，什麼人都不理，只管來回的走。
我就這樣在矛盾和恐懼中堅守著自己的權利。
我很慶幸，最終我等到了自由的時候，同時我還保留著我的訴訟的權利。
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除了堅守權利，我們沒有辦法保全自己。即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感覺到無限的恐懼。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