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獻有「七十曰老」的說法，宋代官員致仕（即退休）即以70歲為限，比起如今的60歲，年限可謂很寬鬆。但70歲退休並非絕對。北宋時期，一些「邦國重臣」或受到皇帝恩寵的官員雖到了70歲，卻仍然可以「安位若素」。
原來，宋代致仕制度還規定：官員退休時，須先向朝廷遞呈申請，獲准後方可解職。個別元老大臣不受70歲年齡的限制。凡因病退休而後痊癒者、提前退休者、正常退休者，在朝廷需要時都可再度入仕，稱為「落致仕」（類似今天的退休返聘）。這樣，有一些被皇帝倚重的老臣可能多次請求致仕而不被批准，而一些特定時期致仕的「重臣」會被再次授予要職。
這些老年官員中不乏老當益壯者。北宋朝宰相最高壽者當推文彥博（1006—1097），享91歲。他是四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重臣，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神宗末年（1083年）文彥博已經獲准退休，在洛陽準備要安度晚年。哲宗即位初（1086年），當政的司馬光看重「宿德元老」文彥博的才能與威望，極力推薦。就這樣，已過80歲高齡的文彥博「落致仕」，被授予「平章軍國重事」一職，再擔大任。他思維敏捷、處理政務井井有條，時人評價他「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真宗朝的老將範延召（927—1001）更是勇猛不減當年。咸平二年（999年），北部邊防吃緊，契丹人南下來犯，73歲的範延召毅然隨駕北征，「與（契丹敵兵）戰瀛洲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仁宗朝老將王德用（977—1056）熟知軍中情偽，善於恩撫屬下，「多得士心」。他名震邊塞，為契丹（遼國）所忌。至和元年（1054年），78歲高齡的王德用「落致仕」，被授予樞密使重職，督察全國軍務。至和二年（1055年），契丹使者來訪，稱讚宋廷「以公（王德用）典樞密而用富公（富弼）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這些年過70仍被朝廷重用的官員，其經驗智慧被視為國家的財富。鑒於不能忽視的年齡與健康因素，君主們常常對這些老臣加以特殊禮遇。如：前文已提及的文彥博，元祐元年（1086年）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時，已是81歲高齡，被特許「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後來又改為「十日一赴都堂，一月一赴經筵」，能保證機要政務參與決策即可。兩朝重臣呂公著元祐三年（1088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時，也已是71歲高齡，被特許「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出入都勿拘時；常行文書免簽書；別建府第，許執政往議事」等。樞密使張升70歲時「請老」（申請退休），英宗極力挽留，聲稱「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特許他「五日一至樞密院」，還免除其覲見皇帝時複雜的禮節「進見毋舞蹈，受賜勿跪」等。
人老不講筋骨為能，是不能忽視的客觀事實。70歲高齡的老人身處政府要職，常常要面對那麼多的繁劇事務，要想都處理得當也真是勉為其難。仁宗朝老臣陳堯佐拜相時已是75歲高齡，在這個「佐天下，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的重任上實在是有些力不從心。加上同時拜相的王隨（已65歲）正「屬疾在告」（請假在家養病），導致政務積壓，「事多不舉」，時人譏諷「中書番（宰相議事機構）為養病坊」，最終兩人均被解職。接替他們職務的張士遜是第三次拜相，也已是75歲高齡。與前兩次經歷相比，這時的他年事已高卻又偏逢多事之秋。當時，政府決意精簡輦官為禁軍，輦官們不滿，紛紛攜家人在京城喧訴抗議，「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幸好只是受了驚嚇，沒太傷著筋骨，皇帝特許他「五日一朝」。可是諫官們不放過他，紛紛上書，彈劾他「無所建明」「政府豈養病之地邪」等等。張士遜坐立不安，決意退出政壇，連續七次上書「請老」，最終獲准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享86歲高齡。
可憐一些「耆德」老臣，被皇帝所倚重、累請致仕而不得，終日被機要政務纏身，勞心勞力而「卒於任」。兩朝元老向敏中（949—1020）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退休）」，72歲死於宰相任上。哲宗初年，老臣孫固（1016—1090）屢請致仕，太皇太后誠意挽留「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孫固得此知遇之恩，不便再提致仕之請，只得「強起視事」，又忙碌了兩三年，75歲死於任上。宋神宗在位期間，重視守邊大臣的挑選，老臣孫沔被授予邊地重職，可憐已71歲高齡的他，終因年老力衰受不了遠途跋涉之苦而死於赴任途中。
孔子曾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70歲的老人已經完全成熟了，進入了人生的又一個高級階段，多年積累的經驗堪為後輩推崇，一些關鍵問題的諮詢是必要的；同時，「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又是一個超脫物慾、名利追逐的階段，回歸自我，頤養天年。而二者的協調是不容易把握的，北宋老年官員們的榮耀與尷尬正說明瞭上述兩點，給後人以思考與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