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權威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延續性的因素有很多。傳統上，西方比較政治學者常用的三個關鍵指標是政治經濟體、對新社會與政治挑戰的適應力，以及該政權與其反對力量的力量平衡。但Minxin Pei教授認為，根本的三個因素在於經濟收買（economic patronage）, 政治配合（political cooptation）和有效鎮壓（ruthlessly effective repression）。正倫認為這三個指標更能反映實質（具體證明本博文略），所以將在分析中採用後者。
一個（權威主義）政體所採取的生存戰術越多——即維持權力的方法組合越多——越可能延續。但即使擁有再複雜的生存策略和手段，權威主義政權天生的缺陷是無法避免的（否則就不被叫做權威政體了）：程序合法性的缺少，狹窄的社會支持基礎，政體與其代理人之間的利益不協調，系統性、滲透性的腐敗。因此，即使一個極權政體可能一時看起來將會延續，但也注定只能是一個臨時現象。其致命缺點只是被暫時遮蔽起來罷了。
對於中共政權，經濟集權、政治協調和鎮壓，這三個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釋其為何延續至今。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也許就是暴力鎮壓。自90年代以來，中共逐漸調整其打壓手段：縮小其規模，並改變其打壓重點。現在，針對特定目標（如法輪功，異見人士領袖和現在的「東方閃電」）有效的、選擇性鎮壓，既避免了直接和大眾對抗，又起到了政治「斬首」的目的，從而避免了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的形成。
操縱輿論——用中共的話說，「引導輿論」——的手段也變得更加複雜。既有嚴格的審查制度，也有更加靈活的、以增強其群眾認可度為目的的公關機制。中共投入了巨額資金、人力，建立並維持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網路警察制度。目前來看，中共似乎順利駕馭了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政治影響。同時，當局的危機應對能力在最近一二十年也有很大提升。偶爾的突發事件，如SARS、地震、奶粉事件等等，沒有嚴重影響到中共對政權的控制。
不過，如果沒有分配「經濟地租（economic rent）」的能力，毫無疑問，中共將立即會失去其支持者的「忠心」而下臺。為了維持收買支持者「政治贊助（political patronage）」的能力，中共仍然緊緊掌控著國有企業；國有經濟體仍然貢獻了將近40%的GDP。所以，到了某一點，當局注定再也無法推行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做會摧毀其政治基礎。最近幾年的經濟改革停滯證明了這一點。中共的經濟贊助能力有兩個作用：一、影響經濟活動的關鍵手段。二、維持該政權關鍵政治支持者的激勵來源。
通過「政治配合」，中共和社會精英們結盟，擴大了其社會支持面。中共提高了願意配合其統治的知識份子和專門職業者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願配合的，用行政手段進行無情懲罰。中共的黨員構成，已經從農民/工人為基礎轉變成了以社會精英為基礎。這導致了，潛在的政治反對團體難以得到社會精英的支持；弱勢群體難以進行有效組織，從來無法成為有效的政治力量。
從以上的種種跡象來看，中共政權似乎很穩定？
答案是：NO！ 所謂「穩定」，只是外人眼中的幻想罷了。
真正知道政權內幕的當權者們，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烈的「不安全感」。 兩個簡單證據：一、即使是對政權最細微的「威脅」，當局也表現出了高度的敏感和「過度反應（overreaction）」——末日焦慮症。二、中共高官轉移資產、安排家屬到國外之規模令人嘆為觀止。
儘管中共並未忘記時不時地進行「口號反腐」運動，腐敗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並且注定不會有太大改善（詳見：《為什麼習的「反腐」注定是逗你玩兒的？》）。腐敗，以不同方式毀滅一個權威主義政權。首先，它阻礙經濟發展。這將減少該政權的政治合法性（經濟合法性為政治合法性一部分），削弱維持其昂貴的收買制度及鎮壓機器（如支付「維穩」經費）的能力。同時，以犧牲大眾利益為代價，小部分有政府關係的社會精英聚集大量不當財富，擴大了社會不平等。這將增加社會緊張、導致反當局情緒。最後，腐敗創造一個高風險環境。法律法規不能被有效實施，高層對公眾事件或自然災害的反應不能被傳達。因此，腐敗導致政府管理混亂，或（在需要時）無法進行有效政治鎮壓。由此看來，老胡「腐敗亡黨亡國」的擔憂，完全不是杞人憂天啊。當然，到時候亡黨是真的，國還是在那兒的。
與精英的政治協作，也即將到達極限。用經濟利益「團結」社會精英是非常昂貴的，不可持續的；現代化進程所培育精英的速度，注定高於當局能收買數量之增速。最終，中共無法承擔其成本；潛在的反對派領袖誕生。被收買的社會精英的「忠心」也充滿疑問。如果經濟增長放緩，中共滿足其物質利益的能力下降，很多人可能會與當局保持距離，甚至改旗易幟。
新的挑戰，是中共以前沒遇到過的。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表現出了對如環保和慈善等公眾事務的強烈興趣。反對力量正以更加「創新」的形式施展他們的影響：將政治訴求與大眾利益聯繫在一起，如勞工權益、強制遷移、土地爭議、收入不平等、環境保護、公眾健康、腐敗問題、地域發展不平衡…… 經濟自由化改革、結束國際孤立、融入世界——天安門事件以來的這些措施，對應對這些新的挑戰完全不適用。
為了其自身的延續，中共必須放棄後天安門戰略中的很多要素。經濟上，設計新的、減少對政府投資依賴、造成更少社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政治上，適當的政治自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代替粗暴的政治打壓（政治河蟹），以增加更廣泛的社會支持面。
中共正在面臨著所有「正在現代化的權威主義政權（moderniz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正在或曾經面臨過的經典困境：如果繼續製造快速的經濟增長，社會精英的產生數量將最終超過中共當局的收買能力；反之，經濟放緩則無法繼續快速提高生活水平，更會讓其直接下臺。用比較政治學的眼光來看，中國，只是世界國家之一罷了。沒什麼特別的。正如一塊石頭，扔出去注定會因為重力落到地下，無論是站在美國土地上扔還是中國的、甚至南極的土地上扔；雖然這些土地的土壤構成可能完全不一樣（即「國情有別論」、「文化論」）。這是放之宇宙皆准的物理定律決定的。
有人認為，中共的適應能力足夠讓其克服當前的困難。但胡的「不走邪路」，表明中共寧願走在「適應力僵化（adaptive ossification）之路」上——即，用過時的適應戰術應對不再適用的新挑戰。因獨裁主義政權的制度性缺陷，正倫認為，儘管面臨著全新的挑戰，現在的中共當局沒有能力制定並且實行一個全新的，藉助新的合法性來源，維持其政治壟斷生存戰術。當危機來臨時，中共內部高層的派系鬥爭將會公開化——民主化的一個基本要素。
世界各國的經歷證明，權力的失去很可能不是逐漸的，而是突然的、一擊致命的。權威主義政體天生的自我毀滅性元素（self-distrusting elements），注定了所有這類政權必然最終倒塌。各種跡象顯示，中國距離這一天不遠了。正倫預測，7-9年之內，最多15年之內，中共一黨專政將會結束。
正義，可能遲到，但從來不會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