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新年獻詞知識錯誤事件正在演化為2013年度第一宗重大公共事件。不少國內媒體和外媒都報導了該文中有關大禹治水年代的知識錯誤，以及對成語等知識的誤用。在這些知識錯誤背後，則牽涉到當代對媒體生存狀況和媒體管控的痛切感知。由此引發的大規模網路熱議其實是一種悲憤的抗議和絕望的抗爭。這是此次事件最值得注意之處。
《南方週末》是當代中國媒體裡伴隨改革開放社會進程而崛起的新聞業重鎮，由於其首開大規模深度調查性報導的先例，不僅對30餘年來的社會變革有很大促進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一代代編輯和記者的努力，這份報紙培養了開花散脈的無數具有專業主義新聞觀的媒體人，他們活躍在全國各種媒體上，不限於平媒，該報也因此被戲稱為當代中國新聞業的「黃埔軍校」。某種意義上說，撇開現實現在南周真正的報導和評論水準而言，這份報紙凝聚了當代社會很大一部分求良性變革、求確實希望的人群對媒體的希望，以及很大一部分懷抱熾熱社會熱忱和公益心的媒體人的新聞理想。這是本次知識錯誤事件及其背後過程引發如此叛逆的根本原因。
現代媒體不僅是社會公共利益的瞭望哨和守護者，更基本的層面而言，還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最起碼體面與尊嚴的承載者。當媒體被迫說謊，甚至權力的手直接粗暴地當眾撕碎媒體最起碼的工作流程，喪失尊嚴的不僅是媒體，更是整個社會。這不是一個媒體管理政策掌握的水平問題，管理水平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得以運行的基本原則問題和倫理問題。在中國社會，管理一度成為一種迷信，而管理被簡化為焚書坑儒似的直接蠻橫權力施行。這不是意見或觀點之爭，而是權力自身的性質和邏輯問題。權力可以代替經濟的計畫，可以代替學術，可以代替縝密的戰略與政策思考，現在權力可以代替寫作與新聞職業規範了。說到底，一個媒體沒有基本自主進行採編活動的社會，要談社會和公民的言權，那是虛妄的。而如果沒有社會和公民的聲音，一個社會會淪入怎樣的情況，熟悉中國古代帝王專制、斯大林專政以及極左文革時代的人們應該並不陌生。
自有現代社會，媒體被稱為第四權力，而且是性質與立法、司法和行政很不同的一種權力，因為媒體的聲音直接代表社會動態的各種人群利益。更重要的是，媒體代表著一個急遽大變動時代裡，社會對舊事物和新事物熱忱的認知。改革開放的政策始自思想解放運動，而解放思想最重要的體現是當年媒體的活躍，無論觀念的碰撞，還是政策理念的探討，乃至對歷史罪惡的揭露與新生事物的報導。就像一個健康者紅潤的臉色，健康運行的媒體是社會能夠自治、自立和自存的主要標誌。不能說南周完全達到了這樣的媒體水準——事實上，近年來很多批評者對南周具體報導與評論的批評頗甚——但無可迴避，南周這份報紙本身已經是當代中國媒體理想的一個象徵性所在。因此此次事件激發的感情反應除了兔死狐悲的同仇敵愾，其實還有一個社會言權受挫後的憤怒。這是不能忽略的。
此次事件還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首先，南週一直以來的報格基調是溫和的和理性的，對社會進步充滿耐心和文學化的善意，因此南周遭遇這樣常見的打壓意義很特別，社會從中看到的是一種完全不合時宜，也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蠻橫與無知；其次，長期以來，因為南周堅持對社會進步和社會公義的關懷，因此，這份報紙是當代新極左、新文革和新納粹勢力的眼中釘。那些公開呼籲文革「三種人」亮旗子、站出來和誓欲重燃文革內戰烈火的人，一直對南周為代表的媒體恨之入骨，考慮到那些人活躍的網站甚囂塵上，這種事件不得不令人對現實的走向做悲觀的猜測，尤其是，在最高領導人第二次南巡風塵未落之際就更是如此。此事已經發酵，這種政治含義和後果並非聳人聽聞。
作為公共事件，此次事情演化的現實軌跡也很值得思考：事件發生，引發微博議論，為了壓制討論，於是進行刪除微博和網路禁言等一系列後續措施，可事實上，這些措施沒有使事件降溫，反而火上澆油，並直接暴露了權力與媒體和傳播格格不入的兩重邏輯。現在是WEB2.0時代了，信息的傳播形態和效率根本不是焚書坑儒時代可以想像。網際網路時代再不可能對社會進行分而治之似的原子化。因為知識傳播的速度太迅猛了，以至於任何片面的自上而下人力干預都會適得其反。
最後，作為老讀者和作者，我謹向歷年《南方週末》的採編、記者以及報社領導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