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迎來蘇聯解體的喜悅溢於言表（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導語
21年前的聖誕夜對於蘇聯這個超級大國來說是個歷史性的悲劇時刻。1991年12月25日晚7時32分，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近70年的錘子鐮刀紅旗緩緩降落。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式解體。在俄羅斯，一直流傳這樣一句話：蘇共在20萬人的時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在200萬人的時候，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在2000萬人的時候，迎來的卻是蘇聯的解體。實際上，蘇聯並沒有抓住最好的改革機會，在腐敗等問題嚴重到不得不改革的時候，似乎已經為時已晚，喪失了寶貴的主動時期。
固化斯大林模式教條主義害死人
蘇聯多次錯失改革良機
1990年，當時已經97歲的斯大林時代的意識形態元老卡岡諾維奇應該記得，就連他自己也曾險些成為「敵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諾夫這樣的鐵桿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時候，都可以隨便地「被流放」和「被嚇死」(1948年日丹諾夫的兒子小日丹諾夫因為反對科學權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諾夫受到刺激死於心臟病突發，實際是被嚇死的)。斯大林模式的固化也使得蘇聯屢失改革良機。
斯大林時代蘇聯黨政領導體制得到定型
蘇聯的黨政體制從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成為執政黨到1990年3月蘇聯產生第一位總統前，可以說是一個一貫的體制──「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的體制，「蘇維埃的‘上層’和黨的‘上層’融成一體」的體制，黨領導政、政服從黨、執政黨地位高於國家政權地位的體制。
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分成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黨的自身獨立的系統，另一部分是深入到國家政權、軍隊、工會、共青團、工廠和合作社等生產單位、其他社會組織中的黨組織，即在各級國家政權、軍隊和各種組織中建立黨組。這些組織機構中的黨組，必須服從該組織機構外的相應層級的黨組織，貫徹執行黨的決議。
列寧曾提出過黨政分開的觀點。1919年3月俄共〔布〕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期間，他提出：「無論如何不應當把黨組織的職能和國家機關即蘇維埃的職能混淆起來。這種混淆會帶來極危險的後果……黨應當通過蘇維埃機關在蘇維埃憲法的範圍內來貫徹自己的決定。黨努力領導蘇維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蘇維埃。」。但是，列寧沒有來得及把這些想法付諸實踐就去世了。
蘇聯後來長期實行的黨政領導體制是在斯大林時期定型的。1921年蘇共十七大後增加了九個部，大部分與政府機構職能重疊。1922年4月，斯大林擔任黨中央總書記，蘇德戰爭爆發後又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部長會議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和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直至去世。
斯大林體制的受益者默認體制長期慣性運作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曾經在《創造一個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書中指出：「沒有來自下面的巨大壓力，我們無法期望許多今天名義上的領導人會向他們的制度挑戰，不管這個制度多麼不合時宜。因為這個制度給了他們威望、金錢和權力的幻覺。有些不同尋常和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和官員一開始就支持政治轉型的鬥爭。但大部分人只有當來自外部的要求不可抗拒，或者危機四伏，已發展到暴力的邊緣，從而他們覺得別無選擇時，才會採取行動。」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斯大林的後繼者們雖然都看到了斯大林體制的弊端，但他們畢竟又是這種體制的受益者，並希冀繼續從中受益，因此就使得這種體制長期慣性運作，歷史的積弊也依然故我。
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時期，還在不少方面作了強化。勃列日涅夫把自己的辦公室成員安排進黨的高級機關，這就遠遠超過了斯大林時期（斯大林的辦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貝舍夫僅為中央委員）。
錯失最好的改革良機最終致體制弊端積重難返
蘇共從1936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之後起，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固定化，把蘇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搞社會主義的一套做法，如工業化道路、集體農莊、單一公有制經濟、指令性計畫，等等，都視為社會主義唯一的不可撼動的規律。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蘇聯就一次次地錯過了創新發展的良機。比較大的有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二戰」以後。當時，戰爭的危險已經消除，國內外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如當時實行改革，一方面可以努力克服高度集權帶來的弊病，一方面又可以吸收先進的科學技術用於發展經濟。但是，蘇聯這時盛行個人迷信，考慮的不僅不是改革而是要更加強化高度集權的體制。
第二次是赫魯曉夫時期。赫魯曉夫雖然主張改革，但他的改革是在傳統體制框架內進行的，不可能取得大的成效，所以被認為是「庸醫」。
第三次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當時，世界範圍的科技革命浪潮已經興起，蘇聯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相對穩定，和平與發展成為新的時代主題，改革的必要性已經十分明顯，改革的條件也已相當成熟。但由於勃列日涅夫思想保守，求穩怕亂，應該說，這是錯過了蘇聯歷史上最好的一次改革良機。這種以僵化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社會主義的結果，又進一步助長了黨內的惰性，使得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弊端積重難返。（節選自：《世紀悲歌：蘇聯共產黨執政失敗的前前後後，作者：肖德甫，中共黨史出版社）
腐敗問題是壓倒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
嚴重腐敗使人民失去耐心
20世紀70年代前後，蘇聯腐敗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導致對蘇共的肌體的深層次侵蝕：一是黨內思想僵化、保守主義盛行，不思進取；二是幹部制度上的任人唯親，黨和國家高級幹部職務實際上的終身制，難以改革。這兩種現象的出現，比起經濟領域的違法違紀、腐敗現象對黨的侵蝕更為嚴重。
蘇聯解體前的民調：85%人認為蘇共代表公務員
蘇聯解體前，蘇聯科學院搞了一次調查，即「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報告。結果令人十分吃驚，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佔7％，代表工人的只佔4％，代表全體黨員的只佔11％，而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
蘇聯劇變後的進程證明，最大的贏家不是黑市倒爺，甚至也不是反對者，而是過去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成員，他們搖身一變成了今天俄羅斯的新貴。據俄國《消息報》報導：到1996年，前蘇聯官員出身的人員，在總統周圍佔75％，政黨領袖中佔57.1％，地方精英中佔82.3％，政府中佔74.3％，經濟領域精英中佔61％。這些人中來自蘇聯經濟部門的官員在政府中佔42.3％，在經濟領域佔37.7％。
事實一再證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蘇共執政74年在民生建設上的忽視與失敗，沒有把握好改革良機，使其漸漸走向變質蛻化之路。
斯大林時代建立的官僚特權制度一直在延續
蘇聯搞了7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始終都沒有實現人民主權原則。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來解釋，幾十年後這一理由難以成立。蘇共自認為他們所做的就是民眾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決定一切，不相信民眾自己有判斷是非和選擇的能力，管理人員由蘇共組織部門挑選任命，還提出了「幹部決定一切」這一片面的口號，造成民眾與國家政權的分離，民眾只是社會主義大機器上的螺絲釘。
隨著幹部任命制的發展，官僚主義和貪污現象也隨之發展起來，蘇共蛻化成了國家機關，成了官僚化的代表。領導者本人對人民、對黨的責任感下降，因為官員的提升不是靠「下層」，不是取決於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決於「上層」，取決於上級領導的態度和意見，取決於檔案和私人關係。
至於領導幹部，則處於非常優越的地位。在斯大林時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權制度，如建立內部特供商店、餐廳、醫院、免費別墅，幹部根據級別享受不同的工資補貼、住房、醫療照顧以及其他的福利補貼。這一制度一直延續下來，並在不斷加強。
蘇聯解體前後786噸黃金被腐敗分子偷運出國
有關蘇聯黃金被偷運出境的說法一直在俄羅斯流傳。按照這一說法，蘇聯政府曾靠出口大量石油積累了數目可觀的美金，隨後這些美金被換成黃金。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批黃金卻被一群在蘇聯和俄羅斯掌權的不法份子「瓜分」，並被他們私自運往國外。
2002年11月，參與該問題調查的俄羅斯國家杜馬反腐敗委員會的謝爾蓋-沙舒林在俄杜馬全體會議上，介紹了該問題的初步調查成果。根據沙舒林的報告，蘇聯解體前後通過非法途徑外流的黃金數量達到786噸。沙舒林稱：「當時，每年都有大量的這類‘黑金’源源不斷地流出國家，其數量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政府並未採取有力的措施來堵住這股暗流。」
值得一提的是，沙舒林在那個混亂的年代，曾幫其他官員向海外偷運黃金，之後他曾因此入獄。而在出獄後，他竟還能成為反腐敗委員會成員，這也被許多媒體稱為一個奇蹟。在這份報告中，沙舒林提供了自己當時掌握的一些情況：一批官員曾利用沙舒林名下的一家進出口公司向海外運送黃金，之後，這條渠道慢慢成為黃金外運的成熟管道，大量蘇聯黃金在沙舒林眼皮底下被輸入國外銀行。
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是改革出現停滯
勃列日涅夫曾禁用「改革」一詞
勃列日涅夫是蘇聯歷史上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自1991年底蘇聯發生劇變以來，我國學術界對勃列日涅夫時期與蘇聯興亡關係的研究，遠不如像研究斯大林、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時期那麼重視和深入。事實上，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興亡史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期。
勃列日涅夫提出「穩定」的口號實際上取消了改革
長期以來，勃列日涅夫時期給人們的表象是穩定，有的論者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是蘇聯歷史上最為穩妥的改革。但是，持這樣觀點的人沒有看到，這種穩定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相當一個時期裡是意味著停滯。勃列日涅夫提出「穩定」的口號，實際上是靜止不動。勃列日涅夫給人以穩定的表象，也由於他執政期間在蘇聯國內並沒有發生歷史性的重大事件有關，這個時期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重大事件一個接一個。
赫魯曉夫下臺時，蘇聯社會經濟處於混亂狀態，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臺，不得不對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進行調整與修改。經過一番政策調整後，1965年召開的蘇共中央九月全會通過決議，先後出臺了一系列改革經濟體制的文件，決定在蘇聯推行新經濟體制。實行這一體制的三項原則是：一是擴大企業自主權，以利於提高企業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二是管理經濟由行政方法與經濟方法相結合，逐步以經濟方法為主，加強經濟槓桿的作用；三是貫徹國家、企業與個人三者利益結合的原則。應該說，對於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的國家，在改革初期實行以上三項改革原則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1966—1970年）期間，蘇聯經濟情況較好，這一時期，勃列日涅夫對改革持積極態度，力圖通過改革扭轉經濟下滑趨勢。也是在這一時期，勃列日涅夫站穩了腳跟。不過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保守、僵化與停止改革趨勢日益明顯，後來實際上取消了改革。
盤根交錯的利益與權力成了改革阻力
事實上，改革是在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大背景下進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在這樣大背景下得出的結論是，蘇聯所需要的是發達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不需要進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說根本性改革。
改革引起權力之爭與利益調整，從而使不少改革措施難以實施。從蘇聯最高領導層來說，害怕進行根本性改革，害怕失去對全國經濟、財政大權的控制。從各級管理機關與企業關係來看，自改革開始後，圍繞權力與利益的鬥爭從未停止過。
而行政官僚機構對改革起了阻礙作用。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行政官僚機構一直處於特權地位，這些機構的人員總是以有權「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些官僚機構不僅龐大，而且根深蒂固，盤根錯節，成為改革的重要阻力。
到上世紀70年代上半期，蘇聯國內因循守舊、求穩抑變的思想佔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圍有一大批保守分子，從而使其對傳統體制只是修修補補，缺乏改革的堅決性，從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詞，只准用完善一詞了。
勃列日涅夫個人生活史混亂有7個情婦
2005年，俄羅斯一家電視臺播出了電視劇《勃列日涅夫》，除了打獵之外，劇中生活放蕩的領袖形象，徹底顛覆了俄羅斯人的記憶。劇中的勃列日涅夫喜歡住別墅，喜歡打野豬，喜歡看電影，喜歡開各種各樣的玩笑，還喜歡沒完沒了和護士調情。劇中有個場景，勃列日涅夫和護士雙雙爬上了床，演出了一場激情戲。有人可能會覺得這簡直是對蘇聯領導人的侮辱，但實際上，勃列日涅夫的孫女卻對這場戲讚不絕口：「觀眾可能會對此場景鼓掌，說‘哈，勃列日涅夫，你這個雜種’，可是很快就會對此場景充滿了愛國主義的鄉愁，說‘他那麼大年紀了，可還是能做到’。」
而從孫女的口中，外界得知電視劇裡調戲護士的情節並非杜撰。孫女認為，勃列日涅夫一共有7個情人。勃列日涅夫在二戰前線的烏克蘭認識了美女「瑪塔沙」，成為情人，勃列日涅夫在艱難抉擇之後，選擇了維持家庭，而瑪塔沙也主動離開了他，後來她還帶著丈夫（勃列日涅夫的戰友）來到勃列日涅夫家裡做客，而妻子勃列日涅娃始終裝作對一切不知情，等待丈夫最終回心轉意；他每次去打獵，鄉間別墅裡也會有叫安娜的金髮美女等待他，那是勃列日涅夫喜歡的類型。
沒有人願意再回到原來的模式
從經濟上來講，突出表現在經濟增長率明顯遞減與停滯。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經濟增長率已下降為3.3%；粗放經濟增長方式與低效經濟未能轉變；經濟結構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腐敗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政治上來講：人民群眾對黨對領導不信任，官僚主義、行政機關專權史無前例地氾濫，社會道德墮落，酗酒、暴力犯罪與離婚家庭大幅度上升，吸毒增加，文化藝術下流低俗，貪污、盜竊、行賄日益增加。在社會科學方面，有創新的思想與理論被排除出這一領域，理論工作者的任務是對最高領導人的講話、報告與黨的決議進行詮譯、註解。赫魯曉夫反了斯大林個人崇拜，而勃列日涅夫又在搞斯大林化。特權階層擴大化與穩定化，據有關資料，特權階層有50萬—70萬人，連同家屬則約為300萬人。這個特權階層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種實質性的改革，維護現行體制，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而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力圖徹底改革，表面上看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實際上其根源還在於斯大林體制，是這一體制長期不改革，積累了太多的矛盾和問題。當然，戈爾巴喬夫也犯了一些錯誤，他囿於傳統思維，遲遲不肯進行價格改革，對私有制、市場經濟也長期排斥。但我們不應該過多地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因為他也是蘇聯體制的產物。當今俄國的民意也承認戈爾巴喬夫帶給他們的進步，沒有人願意再回到原來的模式。
勃列日涅夫對於女人的喜好，或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不喜歡撒切爾夫人，因為他覺得她「不夠女人」。在他生命最後階段陪伴他最多的，並非妻子，而是一位叫做妮娜的女護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