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是年份的數字，而是隱藏著中華民族悲涼的密碼。一九四二、一九六二，相隔二十年，神州大地兩次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一九四二年三百萬人餓死的慘劇，終於在去年冬天搬上中國銀幕。劉震雲編劇、馮小剛導演的作品，讓多少觀眾熱淚盈眶，刺激更多人去探索一九六二年三千萬人餓死的秘密。
因為一九六二年是更荒誕、更慘烈的飢荒，至今仍然隱沒在中共的官方史頁中。新華社老記者楊繼繩的扛鼎之作《墓碑》是中國的禁書，但有心人都可以在中國網路上找到它的電子版。讀者會赫然發現，一九六二年是風調雨順的一年，沒有天災、也沒有外敵入侵，沒有戰爭；但不少餓死的人，就倒在儲滿糧食的糧倉附近。
這都是人禍，也是一個僵硬體制中官僚自欺欺人的惡果。這觸發了中共高層的鬥爭，為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埋下了伏筆。
而重要的是信息的不透明。媒體在這重大的時刻，都面臨重大的考驗。一九六二年，大飢荒的殘酷事實並沒有出現在媒體，新華社記者連內參都不敢寫，怕會被批鬥，因而彼此說謊，不斷吹噓形勢如何一片大好。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飢荒被官媒所隱瞞，城市居民大多不曉得情況，但是最後民間的《大公報》敢於揭開真相，總編輯王芸生發揮太史公「筆則筆、削則削」精神，報導河南飢荒的慘狀，並質問當局，震動全國。
率先向國際揭露河南真相的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The odre White），在兵荒馬亂中，到災區現場採訪，拍攝照片，讓國際讀者瞭解本來被隱蔽的苦難。
今天回顧這兩場飢荒，更有一種對新聞自由的飢渴感。今天中國媒體的生態，是否還比不上當年的《大公報》？中國政治一些被隱瞞的秘密，是否還需要外媒來揭發？
越來越多的網民和公共知識份子，都有一種時代的緊迫感，瞭解這樣的新聞自由不僅是公民的權利，更是一種巨大的公民責任。
這項公民的責任，就是堅持對權力說真話，不容一元化的權力扭曲事實；不容社會的發展，是在一種「信息結構不對稱」的情況下進行，導致了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被扭曲和被犧牲。
但說真話的權利，必須要有制度的保障，才不會被政治與經濟的權力夾殺，被權錢交易的巨獸所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