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中華傳統文化唯「正統」是尊的思想從來久矣。家族為社會最基本粒子，若以家族而論，嫡系即是正統。正支子孫叫嫡子，旁支子孫稱庶孽。無論是財產的繼承，爵位的世襲，嫡系有著絕對的優先權。包括被視為頭等大事的「祭祀」活動，祭者也必需是正統相繼，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總之，嫡庶分明，尊卑有序體現在家族之中無處不在。
推而廣之，世上大到學問流派，細至百工雜技，從事者開口必言「師從某甲某乙，學出某門某派」，以為所學所創系正統之學的佐證，所以，烹飪有菜系，音樂分流派，作書舉二王，學畫尊吳門，儒家宣道統，禪宗傳衣缽……
而正統二字於王權統治則尤為重要。一人之正統要認祖歸宗，一門之正統要師出有名，一君之正統則必須是膺天受命，此即中國人所謂「奉天承運」，而西方人所謂「君權神授」。正因為一國之君是受命於天，所以君權的正統就不僅是人事更是天意，順天意則昌，逆天意則亡，正統無屬必然上下相殘，綱紀大壞，天下大亂。
之初，堯、舜、夏、商、周，各代或以盛德或以功業，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及至後世，世道衰，僭偽興，天下人莫知所從，於是「正統」之說於焉有論，而《春秋》之作也就應運而生。《春秋》一出，尊周室，明正統，對內確立「嫡系繼承」，對外分明「華夷之辨」，即所謂尊王攘夷，而周王室竟以衰微之勢與五霸七雄又相峙百年，正以其正統之所在，而天命之未改。
尤可奇者，以「華夷之辨」為要旨之正統論在民族間的戰亂與遷徙中，終為夷人所接受。譬如五胡亂華的十六國時代，第一國開國之君劉淵本匈奴人，而其稱王稱帝，竟然打出大漢旗號，追後主劉禪為漢懷帝，又將自漢高帝以下之三祖五宗供入宗廟，以驗明正身為正統。此雖牽強附會，殆夷人能受正統之論，即已於中原霸業未達之時，先一統於中華道統之下矣。
自《春秋》以下，古人未曾停止過對歷代君權之正統的討論，考其始末之跡，論其正統之義。其後雖遭逢亂世，史家學者各為其主，正統之說各有所論，不過，及至宋代，歐陽修做《正統論》，與《春秋》之義一脈相承，而「居正」，「一統」重新被確立為判定正統的標準。
關於王朝之正統，最有爭議者當是異族一天下的蒙元與滿清。以歐陽修之正統論而判別之，「一統」自不必說，而是否「居正」則為至要。何為「居正」，無他，尊華夏文明道統為大義耳！於是後世學者於元清之正統，皆以其對華夏文明道統之損益而是非之。不過客觀而論，對元清這兩個特別的政權，的確不可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民族觀而武斷之。
譬如喋血殺場的成吉思漢卻十二分的敬重虛無清靜的長春真人，一見傾心，輒呼「神仙」，雖然討藥不得，留人不住，學道未果，仍詔命長春子掌天下道教，又免道教賦稅，亦可謂恭敬有加，至真至誠。而被馬可•波羅稱為「自亞當時代以來世上最強大君主」的忽必烈，一入中原，卻一改蒙古鐵騎所至之處輕者燒殺，重者屠城的做法，不僅禮遇北宋士大夫，還徵集那些代表華夏文明道統的高人出仕。比如當時名士劉因，應徵不就，忽必烈悵然嘆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其謙謙守禮如此，所禮敬者豈一介之士，實欲以尊華夏文明道統之大正，而合天下之不一，所以得其「正統」耳。
鑒古而知今，無論是五胡亂中華，還是異族統天下，中華正統雖時有斷續，但至少在思想層面上從未真正斷絕過。直至馬列西來，中共出世，竟然應彼劫運而終成氣侯，而中華之正統自是絕矣。中共自篡竊神器，與人鬥，荼毒黎庶，與地鬥，破壞自然，與天鬥，三教齊滅，魔亂人心，貽害後世，真乾坤之巨孽，而末劫之大厄。然而乾坤如轉輪，剝極則必復，勢極而將返。方今之勢，中共黨爭大起，內鬥自殘，加之經濟崩潰，民怨鼎沸，可謂內外交困。而國人日漸覺醒，討逆之聲傳檄天下，今年以來尤以重慶，啟東，中山，寧波等地維權聲勢殊為浩大。
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大居正者大一統。中共襲「偉光正」之畫皮僭竊中華正統之位，其敗亡塗地，必然之理也。回顧歷史，各代更迭之時，必有神讖以降，暗諭歷數將改，又有祥瑞出世，以兆新朝氣象。近年中土多有異象，奇石藏字，名之亡黨，優曇普降，佛花大顯，神蓮現世，蜀人爭觀，由是可知，舊勢已去而新元伊始，將運乾坤以至正，復開天地以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