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官員腐敗與社會誠信在中國越來越成問題，為社會各界所深惡痛絕，但是關於這方面的很多報導在中國往往還要受到限制。主管媒體工作的宣傳部門經常會下發一些文件或者通過電話口頭「打招呼」，要求媒體不准報導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於社會穩定」的事件。新聞審查的加強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換句話說，我們能從新聞自由中獲得什麼經濟好處？新聞自由值幾個錢？當然，在我們都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歡欣鼓舞的時候，可能很難讓人聽得進「開放新聞媒體對中國經濟是多麼多麼重要」的話。的確，幾百年來，新聞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項純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對當權者的監督、對政府權力的制衡能夠起到關鍵作用；一提新聞自由就讓人感覺又要談政治了，等等。其實，不用這麼怕，新聞自由對中國經濟的深化發展、矯正經濟腐敗、促進市場交易具有同樣關鍵的作用，開放新聞媒體也恰恰是為了增加中國的就業機會所必需邁開的一步。遺憾的是，這一點至今還被人們所忽視。
過去二十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故事從許多方面都給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超過9％，人均GDP（按真實購買力算）從338美元增長到2003年的約5000美元，超過兩億人口因而脫離了貧困線。中國的城市化程度也從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經濟因網際網路泡沫破滅而放慢增長的這幾年裡，中國經濟不但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而且也帶動了許多其它國家的經濟增長。這樣的成就不勝枚舉。
中國的非凡經歷也令眾多學者和評論家迷惑不解：法學界和經濟學界廣泛接受「法律對發展至關重要」和「制度對發展至關重要」這兩項命題，而且制度經濟學的這些結論也是「華盛頓共識」所依賴的核心理念基礎。但眾所周知的是，中國雖然缺乏一個可靠的市場制度架構，既沒有可靠的法治又沒有自由的新聞媒體，可是其經濟卻仍在繼續快速增長。特別是與印度或新近轉型後的東歐國家相比，中國的現象更顯得像個悖論。與中國不同，印度擁有相對齊備的現代制度，既有民主與法治又有新聞自由，但其人均GDP卻僅從1978年的560美元（當年中國為338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國為3976美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答案在產業結構裡
原因是中國這些年快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製造業和住房基建業，這種產業結構對制度的依賴度較低。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來自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和建築業（住房與高速公路建設）。雖然這些產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服務業的繁榮，但後者並沒能充分發揮工業增長所提供的發展潛力。以2004年為例，中國GDP有15.4％來自農業，51.1％來自工業，33.5％來自服務業。而印度的服務業佔GDP之比為51％，美國的服務業則更是高達79.4％。實際上，在所有人口超過100萬的國家中，中國的服務業水平最低，位於最不發達的行列。由於中國經濟嚴重依賴「重型」工業，其增長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這種產業結構也當然讓中國經濟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開放媒體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增長。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將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製造業與金融服務業作一下比較。以玩具製造業為例，它用來交易的產品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購買者可以檢查玩具車的樣式、風格和顏色，從而確定其質量和價值。買者還可以在購買之前進行多次試車檢驗。製造商（或銷售商）與購買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雖然存在，但卻是很有限，買方較不容易受騙。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增強產品責任的法律保護與司法獨立是合乎人們需要的。然而，即使沒有這種可靠的司法制度，可能也還行，購買方頂多是在買之前多花些時間檢查、多試該產品幾次，由此來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買者在買貨之後發現產品有瑕疵，或許只要該產品「還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將就將就了」。因此，製造品的「看得見摸得著」這一特點足以幫助購買方規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從而降低他的交易風險。這樣一來，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場制度下，製造業也能發展，只要有很多很便宜的勞動力即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證券交易中交易的則是金融契約，或說對未來現金流的收益權。第一，契約本身就是一種法律構建的「東西」或說概念，如果沒有相應的證券法以及獨立有效的司法制度，這種金融契約就沒有任何意義，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於金融契約「看不見摸不著」這一隱蔽性特點，使其購買者在信息方面處於一種非常嚴重的不利﹕被交易的金融契約無色無味、也無形狀，購買方無從檢驗它。他們不得不依靠證券發行方披露的數據和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來評估證券的價格。在這種情況下，暢通無阻的媒體信息流動、自由的新聞調查報導以及有關證券發行人和其相關實體的評價意見就變得非常關鍵，這些獨立的信息和評價可大大增加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心，培養市場交易中的誠信基礎。
與無形的「服務」市場相比，「實物」市場對法治環境和新聞制度的依賴性要小得多，特別跟金融服務業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備「對市場發展友善的制度」的國家也許只能集中精力發展其製造業和其它實物業，當然也可側重農業，但不能對服務業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聞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國家則既可選擇專注於工業，也可發展服務業，專挑在價值鏈中利潤最高、最賺錢的行業去做，把「苦力活」留給那些制度欠缺的國家去做。
我們也可從跨國數據中看看這一結論是否離譜。為了證明這一點，根據FreedomHouse在1990年對106個國家新聞自由程度的評分，我把這些國家分為三等份組，然後計算出每組國家中服務業佔GDP的份額。結果顯示，在2002年，服務業份額在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中平均為62.4％，在中等新聞自由的國家中為57.1％，在新聞不自由的國家中為48.5％。當我用各國的人均服務業經濟增加值來取代服務業佔GDP份額，以此來衡量一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那麼得出的結論基本不變。看來，新聞自由確實可減少市場交易兩方間的信息不對稱，增加參與者對市場交易的對象──「服務品」的信心，減少「服務」市場上的交易風險，從而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識可以增加市場交易中的誠信，而誠信又更是服務業市場發展和深化的基礎。
在理解了製造業和服務業對制度機制有著不同的依賴度之後，我們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故事並不能否定制度經濟學的命題，而是跟後者非常一致。中國的故事是﹕在不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的情況下，憑藉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重點發展其製造業、建築業等「重型」行業，由於這些行業對新聞媒體和法治環境的依賴度低，所以到目前為止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還可以成功。然而，這一「重型」發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國經濟現實實際上已在挑戰這一模式。
新聞自由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必要基礎
對這種「重型」發展模式的挑戰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這種以高能耗、高自然資源消耗為特徵的發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價格，促使許多人預言地球能源供應危機即將到來，而且已經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是有代價的，環境與資源遭受重大損耗，河流與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為紡織品、服裝、機械和電子產品的出口大國，中國正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貿易壁壘挑戰，這會使中國難以進一步擴大其在眾多製造品市場中的份額。貿易問題已是近幾個月來報紙頭版報導最多的問題。
第三，製造業已不能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中國只能靠服務業來增加新的就業。舉例來說，雖然製造業產值自1978年以來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長，但在1995年時製造業從業人數達到9800萬的頂峰，到2002年製造業就業數已減少到8300萬人。隨著效率的提高和技術革新，製造業的生產力將得到提高，而這只會進一步減少其從業人數。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估計，中國農村有大約兩億閑置農民，他們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業率多年來維持在3.6％左右，真實的失業率我們不得而知。不管怎麼說，每年新增的可就業人數為1500萬（包括350萬大學畢業生），但每年新增的就業機會目前是800萬，這就意味著每年新增的失業人口是700萬（這還不包括新的失業人數）。中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
最後，中國長期以來希望改進在價值鏈的產業地位，慢慢減少對低經濟增加值的製造業的依賴度，而服務業的經濟增加值普遍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潤。
從上述這些因素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明顯的結論﹕中國必須進一步發展其服務業。確實，既然中國的服務業佔GDP的份額是世界最低的，這同時也意味著它蘊涵著最大的發展潛力。在有13億人需要服務的情況下，這種潛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講到的，發展服務業需要法治，需要獨立的司法，需要新聞自由。在近些年裡，這些制度機制已經得到了改進，但還是遠遠不夠。
以上海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國甚至亞洲的金融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其服務業十分興隆。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決定將上海重新塑造為未來亞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來，政府把相當多的金融業務都安排到上海，以此來重點把上海發展為服務業中心。比如，第一家證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過去幾年裡，證監會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證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證交所。在官方的鼓勵下，外國銀行和金融公司也陸續落戶上海。然而，雖然這隻「看得見的手」多麼偏重上海，給它提供最好的服務業發展機會，但結果如何？上海服務業在其2004年GDP中所佔份額只有47.5％。而且，服務業份額在過去兩年裡每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實際上，過去幾年上海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紅火給了其服務業不少推動，但它的服務業還是連續兩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務業的經濟附加值佔其GDP的10％。在2000年，這一份額創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務業的份額又降回到10％。造成這一趨勢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來股價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進新聞媒體和法治環境的情況下，連具備最好的服務業發展機會的上海也無法提高其服務業水平，其47.5％的服務業GDP份額甚至低於印度全國的水平。
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過去多年，政府將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分開。政治性的刊物受到嚴格審查，而財經類報刊則「在一定的模糊範圍之內」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個以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為主導的經濟社會裏，其政府對經濟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選議會的制約，那麼經濟和政治實際上很難分開，因此財經類報刊實際上難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間。
比如說，國有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都是由中央組織部任命的副部級幹部，對他們的工作言行的追蹤報導常常就與政治性新聞沾邊，因而屬於政治新聞審查的範圍。雖然關於金融風險和銀行不良貸款問題多年來討論得非常熱烈，各界也一再呼喚著加強金融風險管理，但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數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長時間裏一直是一個機密。在「安然事件」發生之後，上市公司的治理問題開始受到重視。但是，1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數為國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層又大部分由相關行政部門任命。因此，如果記者敢於調查報導這些公司的負面消息，他們將面臨著工作被炒甚或吃到官司的危險。在股市價格走低之時，財經新聞編輯會受命只刊登正面報導，不登負面新聞，以此塑造出一個經濟與金融市場的積極景象。新聞審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應，扭曲了市場中的真實信息，從而阻礙了市場尤其是對信息依賴度極高的金融市場的發展。
與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不同，中國現在有了高速公路、鐵路和航空網路，這些運輸網將各個地區整合成了一個全國統一市場。貨物和服務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債券、保險和其它金融產品在不同地區之間進行交易。在這麼廣泛的市場經濟裡，如果公司管理層行害，或者產品與服務的提供商行害、行騙，那麼他們對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潛在損害都會是極為廣泛和深遠的。這種複雜市場裡，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眾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哪個政府能雇佣足夠多的管理員、監督員來監督、揭露並矯正市場中的不良行為，即使政府能雇佣很多很多的市場與企業監察員，他們也不可能有足夠的激勵把監督做好，或許由此帶來的反而是新的尋租與腐敗機會。一個自由的、不加審查的新聞媒體則不僅可以獨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場信息，而且他們能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糾錯機制，我們知道「陽光是最好的殺菌劑」，由媒體將公司作假與商業腐敗曝光，這本身就可起到對商業和市場糾錯的效果，也是一種最自然的規避金融風險的手段。因此，新聞自由不僅對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對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