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人實名舉報證監會福建監管局副局長田荔琴一家擁有16套房產，中國證監會近日表示，已掌握相關舉報，並介入核查。而田荔琴表示：「現在仇官仇富太嚴重了，不是所有官員都是壞人，不是所有買房的都是貪污腐敗，舉報要有證據，將積極配合組織部門調查。」
仇官仇富，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意指一種無來由的仇恨，非理性，所以在道義上站不住腳。據《東方早報》記者調查，實名舉報人陳秀萍與田荔琴父母產生矛盾，曾威脅其父母「你女兒還想不想當官？」從相關情況來看，實名舉報似乎是「挾嫌報復」，說什麼「仇官仇富」，倒是有點拔高舉報者。
但如果監督官員是一種公民權利，則一個人與被舉報者或其家人有嫌隙，並不自動消滅他監督官員的資格。帶有私心雜念的監督或舉報，只要以事實為依據，仍然是人民監督政府、官員的一種體現。在我國反腐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腐敗分子就是因所謂「政敵」或者其他有利害衝突的人舉報而落馬的。
事實上，公民監督官員，本來就是因為看不慣他們的某些行為，所謂「嫌隙」是注定了的。法律並沒有規定，與官員及其家人有矛盾的人必須迴避，無權監督官員。舉報人陳秀萍與田荔琴父母有過節，這可能是陳秀萍舉報田荔琴的「動機」，但法律在乎的，只是田荔琴是否真有違法的事實。
這些年，一直有人指責中國人「仇官仇富」，把它說成是一種「國民性」或曰「文化劣根性」，以此貶低老百姓對官員和富人的批判態度。吳敬璉辯護說，中國人並不「仇官仇富」，他們只是仇貪官、仇非法致富，合情合理。但仍然有人把「仇官仇富」當成一種道義武器，用來貶斥人們對官商勾結現實的不滿與批判。
現在人們挑官員的毛病有兩個，一是房子多，一是存款多。房子動輒十套八套甚至一二十套，存款動輒幾千萬甚至過億元，明顯超過官員的正常收入水平與置業能力。一旦遭到舉報，官員往往進行合理化解釋，說是老婆做生意賺的，或者子女年輕有為等等。但老百姓並無義務幫你進行「合理化」想像，向有關部門舉報，要求有權機關展開調查，不僅合情合理，而且是一種公民義務。
官員中「房叔」、「房嬸」多，如果放在全世界「官場」來看，也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怪現象。中國人現在把房子當成了投資品，這可能是中國「房叔」「房嬸」多的一個原因。但官員不應將自己混同普通群眾。我們不是規定禁止領導幹部經商、禁止其家屬在轄區內經商嗎？而屯房本身就是一種經營活動。於是人們想當然，覺得一名官員有那麼多房子，即便排除巨額財產不明來源的可能，也存在違紀違法的可能，舉報是順理成章的事。
如果舉報腐敗嫌疑就是「仇官仇富」，那「仇官仇富」又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