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自信」的議論很多。以訛傳訛，積非成是，需要正本清源。始作俑者，起源於李長春去年的一篇講話。李長春是去年的九常委之一。正是這位前常委，最早提出了「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接著就出了一篇有權威的詮釋文章。
篇幅雖長，講來講去是兩點：一，中共以人類解放為己任，作出了改變世界的歷史性選擇，因此就具有清醒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二，正是靠著這種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中共就不斷創造出舉世矚目的成就。這篇詮釋，載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作者署名衣俊卿，是李長春的助手，其內容應該具有被李親自認可的權威性。如其不然，想必早會有所澄清——但從來沒有。
這是一篇不講道理的說理文。第一，他說，甲要解放人類，要改變世界，因此，甲的自覺和自信，就是清醒的而不是糊塗的。然則，乙也要解放人類，也要改變世界，為什麼乙的自覺和自信，因此就不是清醒的，而是糊塗的？然則，丙不認為自己有能力解放人類或改變世界，難道丙的自覺和自信，就一定不是清醒而是糊塗的？第二，甲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他說，應該歸功於這種自覺和自信。然則，他的舉世矚目的無法無天的瞎折騰，和由此造成的史無前例的浩劫，以及有目共睹的遍地腐敗，和正在導致社會斷裂的鴻溝，難道就不應該更加歸功於這種自覺和自信嗎？這算什麼道理？
這是不講道理。不講道理的理論，是無理取鬧。不講道理的自信，是自我迷信。
這種理論自信，我認為，屬於王婆賣瓜的欺人之談。自己對自己要求嚴一點，這是「行為自覺」的一種。行為自覺有時是可取的，「理論自覺」則是不可取的，越說得天花亂墜越不可取。理論者，意識形態也，立場觀點也，不去觀察和研究客觀的現象，卻去把我所崇拜的理論高高舉起，大談什麼自信，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流行於中國的世界觀方法論。如果你的目的本來就是不講理，當然不妨如此這般一邊倒，如此這般先入為主，如此這般暢談「理論自信」。但是，究其結果，不管這種自信最後虛化為空談，還是落實為埋頭苦幹，說得輕一點，叫做誤導年輕人，誤人子弟；說得嚴肅一點，叫做禍國殃民。毛澤東強迫全體中國人替他繳的學費，難道還嫌不夠嗎？
毛澤東喜歡說大話，招搖撞騙。但是，總不能以人廢言。他也講過一些道理，有的還講得相當好，相當實在，相當透徹。比方說，他的《七大報告》中的某些段落就是如此，為他添了光彩，籠絡了人心。特別是其中關於「自我批評」的話，講得非常動人，好多老人至今尚能背誦如流，這裡用不著我來抄書。我只願意指出，毛澤東那一段不朽的關於自我批評的論述，具有嚴密的邏輯。他也同樣把事業的正義性作為立論的出發點，但最後得出的結論，恰恰和李常委相反。毛非但沒有侈談「自信」，反而把結論老老實實落到了「自我批評」之上。下面是毛澤東文章中那一句承上啟下的話：
「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麼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
有人說，七大報告的起草，根本不是毛澤東主持的，而是在別人主持下，由幾個秀才動筆的。但是，毛畢竟同意讓此文在他的名義下發揮了作用，因此我們除了把它稱為「毛著「以外別無選擇。不管怎麼樣，就文論文，下列思辨邏輯和表達方法是合乎理性的：為了人民，為了正義，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不惜丟掉自己的錯誤。
因此，下列論斷就同樣是合乎理性的：不為了人民，不為了正義，而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權力、利益和面子，很難丟掉自己的錯誤。
同樣，提出下列疑問也是合乎理性的：在制度性腐敗和制度性違法的案件層出不窮的具體時間、地點和條件下，反覆宣傳自信，難道是為了丟掉錯誤嗎？難道是為了人民、為了正義嗎？難道不是為了保住一種……面子嗎？
毛澤東在七大鄭重其事把「自我批評」和「馬列」與「群眾」一起，定位為鑒別共產黨與非共產黨的「顯著標誌」。但經過多年實踐檢驗，「馬列」是說不清楚的，「群眾」是可以任意被「代表「的。法國大革命時羅蘭夫人痛心疾首的遺言，「自由自由，多少惡行假汝之名以行！」——對自由如此，對馬列，對群眾，乃至對革命，對真理，又何嘗不可以「假汝之名以行」？真正靠得住的，是有錯就改，是聞過則喜。可惜毛澤東自己熱衷於堅持錯誤，把「自我批評」這個最可靠的「顯著標誌」丟掉了。
1954年春到1966年春，我在中央組織部，多次聽老部長安子文傳達劉少奇的一句話：「什麼是最大的錯誤？」安是這樣複述劉的論斷的：犯了錯誤，也已經知道錯了，但仍然堅持錯誤，這是最大的錯誤！後來層出不窮的悲劇，使我日益認識到劉少奇這個判斷的份量之沈重。果然，自我批評被毛澤東作廢後，中國共產黨就此走下坡路了。
最近提倡好作風，可惜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在其中。只要這個被毛澤東廢掉的「顯著標誌」仍被束之高閣，中共要想「復興」恐怕不會太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