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位官員紛紛表示如果制度實行，便願意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
從1987年首度提出動議到現在，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的這項制度，歷時20餘年，在29地進行了試點卻始終未能在中國真正推行。
不過，2013年1月22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說，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裡」，顯示了堅定的制度反腐決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觀念的進步、新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官員們站了出來，對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說：我願意。
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而對於官員資產問題最敏感的核心那些無人知道確切數字的存量資產，如何處置始終爭議巨大。其中最大膽但爭議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時點為準，此後官員財產公開申報，此前官員資產只要退贓甚至只要申報則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違法？是否會成為貪官的集體洗白？會不會造成反覆特赦？反對特赦者或認為這明顯有違公平法治，有損人民利益，不應實行；或認為恰恰應在反腐聲浪正高之時推行全面反腐。而贊成特赦者則認為，用一些已經難以追回的損失去換一個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價，只要能從此依法懲治。
類似的難題，曾同樣擺在1970年代的美國、香港與1990年代的日本、韓國面前。因為各國傳統沿格、政治制度與社會土壤均不一樣，每個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徑。而最後的結果是，240年前誕生於瑞典的這項制度，迄今已有上百個國家實施。
南方週末特製作本期專題，聚焦官員財產問題。
廳級幹部「晒家產」
「我們一家三口，目前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紀委分的樓梯房，面積約74平方米，那個位置的二手房市場價格，約每平方米1萬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還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於五羊新城，後來以四千多元／平方米賣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廣州市「兩會」上，這段袒露家底的陳述，讓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範松青「一夜成名」。
在當下，「家產」往往是一個官員最敏感的「隱私」。如此坦白道來，讓這位一口濃重湖南鄉音、留著稀疏長發的小個子官員，成為媒體蜂擁尋找、網民爭先喝采的對象，並被冠以「財產公開第一官」等閃亮頭銜。
其實，範松青並不是真正意義的「第一人」。不過，在南方週末記者所瞭解的個案之中，範是截至目前行政級別最高的一個副廳級。
對現年58歲、官場生涯已至尾聲的範松青而言，這個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舉動，來得有點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報到參加廣州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的政協委員範松青，帶上了一份當天才最終定稿的提案《關於廣州市率先試行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公開的建議》。
公開官員家庭財產的做法，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兩百多年前發端於瑞典，先後已在上百個國家實施，向來被認為是政府遏制腐敗、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國，這項制度卻始終並未實行。
其實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臺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官員向本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申報各項個人收入，相關材料再由單位統一上報組織人事部門備案，如不實申報，由黨組織、行政部門或紀檢部門處理。之後十幾年，中央出臺過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斷擴大申報群體和事項範疇。
但這些經年累月的申報材料，都是「專人保管」，有關文件對查看這些材料的許可權作了詳細規定只有「黨委組織部門、紀檢監察機關、檢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調看。
就連參與申報的官員，也普遍認為這是「年復一年的走過場」。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隨這些年腐敗現象的惡化廣受垢弊，因此外界對公開的呼籲聲漸強。
在2007年進入政協之前，範曾在廣州市紀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對此關注已久。他決定今年的提案就做這個，「一方面，十八大之後國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網上又不斷爆出‘表哥’、‘房叔’之類的醜聞，我感到官員財產公開已經到了不得不推的時候了。」
剛來到簽到處，這份切中時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記者。有人問，「既然你願意帶頭公布財產，不如通過報紙做個表率，先公布一下家庭房產情況。你有幾套房？」
儘管這個問題讓範松青覺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會，還是微笑著說出後來四處流傳的那番話。開了這個頭，他在後來的採訪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盤托出。
範松青不是第一個遇到這種問題的官員，絕大多數官員的回應方式都是「打太極」。但範是個「非典型」官員：他早年當過兵，退伍後從家鄉的公務員崗位上，考進了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畢業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黨校任教這算是個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請調入《零陵報》做記者，並且一干六年，成為當地僅有的三個高級職稱記者之一。後來舉家搬至廣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從事的是政策研究類工作。
「在我所從事過的四個職業士兵、記者、教師和官員，最喜歡的是記者。」眼下，範松青正好把那段記者生涯寫過的文章整理成冊，自費出了本書。當年輕記者把錄音筆伸向他的時候，這段「憶往昔」的情結，也推著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當範松青因此突然在媒體走紅，他所在的大學同學QQ群裡群情沸騰，大家給他奉上了各種炙烈的褒獎。其中一位現任廣州市某高中校長的同學表態說：「老范做了第一個公開財產的官員，我願意做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校長。」
這些話讓範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條條摘錄下來，保存在電腦裡。
「我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就在同一天，1600多公里之外、江蘇省宿遷市某縣科技局副局長劉信禮(化名)，躺在被窩裡刷微博時，在手機上看到了關於範松青的新聞。
他馬上轉發，並附言「我也願意成為江蘇省宿遷市公務員財產公示第一人」，寫完這句話，重重打上了感嘆號。
在中國的行政級別體系裡，劉處在底端，他是一位副科級幹部。
他所在的縣，本身就是一個官員財產公示的試點地區，不過公示對象只涉及「新提拔為科員級職級」的幹部，公示地點在「縣政府辦公室公示欄」在全國目前已有的十多個試點地區中，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只對「新任的科級幹部」作要求，而申報和公示的地點要麼就是單位大院，要麼就乾脆只是向組織申報。
這種公示劉並不滿意，他說，「他們在四樓(縣政府辦公室所在樓層)搞，我在三樓都不知道。」
劉選擇了微博作為自己表達公開財產願望的平臺。1月20日，劉又在微博上重複表態了好幾次，強調要藉此「為清廉幹部正名、與無恥貪官切割」，其中一條微博，被網友轉發了幾千次這是他開通微博以來，轉發數最多的一條。
自從2011年末省城南京工作的侄子「強烈推薦」他開了微博，一向自認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劉信禮，到現在已累計發布了3.3萬多條微博，平均每天「刷屏」四十多條。他在微博上給自己貼的標籤是「追求真理、拷問真相」。他說，「我開微博就是為了對社會熱點發言，不是為了玩。」他的微博內容，幾乎都是在針砭各種時弊，腐敗自然是關注重點。
讓劉信禮對公開財產如此上心的另一層原因是，他和在當地法院從事經濟審判工作的法官妻子「手腳乾淨」，但妻子的崗位「被人家認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白白替貪腐幹部揹黑鍋」。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包括範松青在內的一些官員在表態時，都加了上級或組織出臺政策之類的前置條件，但自己比之更進一步，倡導的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不過，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縣裡一位領導的電話，「很客氣，談起微博，提醒要遵守紀律」。劉忙解釋說，自己沒有說違反紀律的話，並請領導親自上微博查看，但對方回覆說「我從來不上微博」。
挂了電話，自覺「不能只表態，沒行動」的劉信禮考慮再三，又發了一條微博蘇北某縣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夫妻公務員，孩子讀大二。十年前900元每平米購買了一套129.5平米公寓房，最值錢用具是15年前為孩子買的兩萬元珠江牌立式鋼琴……「他說，為了減輕當地壓力，特意隱去了自己所在縣的名稱。很快，他又接到了電話。壓力之下，儘管贏得網友的「一片喝采」和蜂擁轉發，他最終刪除了這條微博。但連日來，他並沒有停止在微博上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呼籲。
一位體制內的朋友通過留言說了很多讓他感動的話，這個朋友之前買房時曾向他借錢，他沒錢借，後來想到這事心裏總有點彆扭，擔心對方以為他「有錢」。「這下倒也坦蕩了。」他說。
村官、副處與副廳
其實，公開晒家產的官員，最初是從最小的村官開始的在中國，可以說沒有比村委會主任更小的「官」了，這個職位甚至都不屬於公務員編製範疇。
在南方週末記者所查到的公開資料裡，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是位「村官」，名叫許坤，他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白虎頭村的民選村委會主任。
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之後，35歲的許坤帶領村民為土地拆遷糾紛，艱難鬥爭了近兩年。正是在此期間，2009年4月，他在網路論壇發帖說，「帶個頭吧，趁我還是‘官’時公布自己的財產」。
在這個帖子裡，他羅列了包括摩托艇、家電、存摺、戒指、傢俱等總計四萬元的19項家當。
許坤的用意，除了自證清白，也與當時的土地糾紛訴求有關。當時附在個人財產清單後面的，還有諸多當地的拆遷文件。
不過，此後兩天，許坤就被開除黨籍，一年多後因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被逮捕，後來獲刑四年，現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師鄭建偉稱，雖然獲刑時被指控的情節與此無關，但許坤公布個人財產等「出格」行為，不排除對此有影響。
這時候，新疆阿勒泰地區試點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正引發全國熱議。迄今為止，阿勒泰的試點都是所有試點中「最徹底的」。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專門的網站，縣處級及以下公務員都必須在網上申報財產狀況，公眾可以隨時查看。這引起了媒體的蜂擁報導，也由此製造了近年裡關於這項制度的一輪小熱潮。
幾乎在同一時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晒出了家當，儘管他與許坤並不相識，也從不知曉許的事情。
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許昌下轄的長葛市坡胡鎮侯莊村的村委會主任。他在博客上晒出了縣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電腦、電視等等。
2008年時他為瞭解網路以幫助兒子戒除網癮時學會了寫博客，過去就喜歡舞文弄墨但罕獲發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發表」的感覺，幾年下來已寫了近兩千篇博客。
58歲的侯俊卿，不是「刺頭」，而是政府的座上賓。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國有和集體企業裡工作，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
這一年，由於他積極為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提供立法建議，被邀去省裡參加新聞發布會，「和幾位省裡領導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還因為許昌打造旅遊城市建言，被「市裡接去開座談會」。
侯俊卿說，自己的動因，來自「社會調研」他把平日裡和人們對時事的交流，都視為是自己的社會調研。調研結果是，不論農民、教師、工人，普遍對官場腐敗深惡痛絕。於是，在新聞裡看到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方面的新聞後，他萌生了「帶頭公布」的念頭。
有了想法後，他在家裡糾結了半個月，「怕領導給穿小鞋」在小學當老師的妻子一度也不贊成，擔心對自己的考評有「負面影響」。
但決心最後戰勝了顧慮。侯俊卿對自己說，「萬馬奔騰，必有一馬當先，為了國家和人民的事業，沒必要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就這樣，他「心一橫」，把寫好的博客貼了出來，他給自己這個行為的價值，定義為「打響基層反腐第一槍」。
在他看來，這和自己過去積極建言人大、政府一樣，是「為國排憂解難、為百姓造福」的一種方式。
「很多粉絲支持我，中國的、外國的都有，還有河南媒體、北京媒體、香港媒體都來找我採訪，」侯俊卿說到這些，頗為興奮。
而且，讓他放心的是，始終沒有有關部門的任何人就此找過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沒有受影響。
範松青被報導之後，喜歡看報的侯俊卿也第一時間看到了新聞。「心裏非常激動，也為當初的決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說。
這兩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現在當時的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小熱潮中。此後，願意公開的官員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時，晒家產的官員級別提升到了「副處級」。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漢壽縣政法委副書記張天成。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嚴格意義上，我的級別應該叫做‘享受副處級待遇’」。
張天成也選擇了微博。在微博上，這位崇尚屈原的基層官員，喜歡抨擊時弊，偶也吟詩作賦。他的微博名「洞庭漁夫」，就取自屈原的《漁父》，在這首詩裡，「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應一位網友「你敢公開收入麼？呸」的質疑時，他說自己「沒什麼不能見天的」，並承諾週末之前公布財產，請網友審查，「也給社會吹一絲絲清風」。
第二天一早，張天成一口氣發出八條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況、工資、福利、房產等作了詳細的列舉，甚至把自己受過「嚴重警告」處分的情況也寫了進去。
這是目前為止所有公開晒家產的官員裡，寫得最詳盡的一位。
晒家產的官員在副處級別上並沒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個月，範松青又把級別拉高到了「副廳級」。
「守護我的寧靜」
相比較中國數百萬的公務員群體，晒家產的官員名單雖不斷增加，級別不斷上升，卻始終只是寥寥個案，其中兩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務員編製裡。
這個小小的群體，外在獲得的是公眾巨大的掌聲，內裡卻正承受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協分組討論會上，範松青再度談起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話題時，有人揶揄道，「你不動產只有一套，但無形資產很多嘛，你的書現在賣多少錢呀？」這讓範有些尷尬，那本書不過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費結集，明眼人不難看出，並無市場價值可言。
接著又有人問，你一個廳局級幹部，怎麼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費力解釋一遍自己這些年有關房子的故事這些事情，在這些天裡，他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遍。
身邊的一些目光和話語，讓範松青坐立不安。「兩會」那幾天，他幾乎謝絕了所有的社交活動，有空就待在房間看媒體報導和網上的評論，有時一天就只吃一頓飯，凌晨一兩點才睡。
好不容易政協會議閉幕回到家，妻子的臉色也不好看了，「你一個局級幹部，七十多平方米的舊樓房，你還好意思晒？」
「兩會」結束後，範松青決定不再接受媒體採訪，他的理由是「兩會」期間，政協委員的言論是受保護的，「之後再談就不合適了」。
劉信禮這些天則更難過。
在刪掉自己晒財產那條微博的晚上，英語教師出身的他，用英語發了條微博，意思是「未經允許，官員不能向公眾公布自己的財產」。選擇英語表述的原因是「縮小知曉面」。
不到二十分鐘，妻子單位的領導打來電話，言談中就問起這條微博。這個反應速度讓劉頓時感覺到壓力。幾天之後，他仍接到電話，「老朋友」建議他不要再談論這個話題。
曾被評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說他不想好好過日子了。
劉說，他和妻子的分歧，在於妻子不相信官場腐敗面前個人的力量，但喜歡《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的自己，「相信世間有俠義，而我要做那個俠義之人」。
更早之前晒了財產的張天成，事後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初時一度張揚試水意義，後來則反覆強調這是「個人行為」。
2013年1月25日，當南方週末記者聯絡張天成時，他強調「自己晒的東西本是私貨」，並不願再多談此事，只希望「守護我的寧靜」。
後有來者
後來者，正在他們的鼓舞下出現。
上海社會主義學院人事處副處長、黨總支書記徐劍鋒，就是躍躍欲試者之一。
搞政治學研究出身的徐劍鋒，十年前就從學術界的討論中開始關注官員財產公示的問題。這些年，他就這個問題，在報刊上發表過「比較尖銳」的文章。
「我也在考慮，2013年適當的時候，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家庭財產。」這位副處級官員說，正在大學學習法律專業的女兒，也對自己很支持。
「現在的年輕人，接觸的信息多，對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什麼是文明和落後。」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說，女兒告訴他，不僅你應該公布，所有官員都應該如此。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副院長趙耀彤則對這些勇敢者「滿心尊重和羨慕」。他早就想公開家庭財產，尤其是「被人給氣著」的時候。
讓他氣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職務比我還低的人，過的那是什麼日子」，以及「被人說，你一個法院副院長，肯定如何如何」。
趙耀彤的職位，級別不高，權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尋租的機會，不用尋，都是送上門的。」趙耀彤說，先前這些公開家庭財產的官員，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門」裡，可自己不一樣，如果勇敢公布出來，又有更深層次的價值。
他說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個兒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況卻讓他無比糾結。
趙耀彤的妻子在一個眾所周知的肥缺機關，福利優厚。
「作為家屬，我算是沾了媳婦單位的便宜，卻因為自個公布家庭財產的主張，把人家單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麼人呢？」趙耀彤覺得沒法過道義這一關，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勸他打消念頭，而妻子已經放話出來，「你公開，就離婚」。
「也許有一天，我會豪氣衝天地上微博捅出來。」趙耀彤並沒有放棄。
像這樣的想法，這樣的議論，越來越多地出現官員們的飯局上。2013年1月25日，廣州一家偏僻餐廳的包房裡，七位多年好友正對此熱烈討論。他們大多都不到40歲，其中有兩位處長，三位副處，一位科級，另外的一位則在2011年離開政府下海經商。
「我們過得太累了，連兄弟吃飯都躲在這裡。誰不想陽光生活？」其中一位副處長說。他們全都願意公開財產，但有趣的是，誰也不願意象那些公開晒家產的人一樣主動站出來「都怕槍打出頭鳥，但我們都在等那聲號令槍」。
不只是在飯桌上，在各地陸續舉行的「兩會」會場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官員不再迴避這個問題。
珠海萬山鎮副鎮長王勝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廣州「兩會」稍遲的珠海「兩會」現場，他向現場記者公布了自己「兩套房、一部車」。
當時，現場記者提出這個問題，同在一個會場的多位官員都以「還沒出臺政策」等理由拒絕回答，而王勝選擇了實話實說。
這個水產養殖專業畢業、42歲的書生樣幹部，長期來專心於鑽研自己分管的「漁業」領域，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這個議題並未關心。
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義」，只是被問起來，就實話實說，無需隱瞞，也不怕查證。在接受採訪時，他也不憚於主動提及過去被紀委約談的經歷在一次處理漁業糾紛時，一方懷疑他收了好處而舉報，紀委查了自己半個月，沒有發現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王勝幸運地得到了自己領導的寬慰「不要有思想負擔」，而妻子也沒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護自己」。
王勝遇到的場景，也出現在安徽省「兩會」上，儘管很多官員也是在強調要「等組織統一行動」，但銅陵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劉晶璘、滁州市琅琊區委書記高懷忠、滁州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劉茂松、全椒縣委書記盛必龍、懷寧縣教育局副局長陳新等人，都大方地對記者詳細道出收入和家產情況。
毫無疑問，這樣的星星之火，將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體制內自覺推動政策的行為，」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說，「如果越來越多的官員主動公開了財產，我們離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出臺就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