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中等收入陷阱」屢被提起，有經濟學家豪言「中國不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大多數經濟學家則持悲觀態度，畢竟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連高層都多次言及「不容樂觀」。縱觀大多數對中國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議，基本上都是以經濟治標，而避開政治治本。
何謂「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將世界各經濟體按年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劃分為四組，即低收入、下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偏上中等收入）、高收入，並每年公布新調整的標準。根據2011年7月的最新調整，低收入的標準為年人均國民總收入1005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為1006-3975美元，上中等收入為3976-12275美元，高收入為12276美元及以上。其中，「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合計統稱為「中等收入」。
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的復興》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著重刻畫了當某國人均收入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後，由於無法順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導致經濟持續增長動力不足，而處於經濟停滯的狀態，並特別指出東亞地區普遍存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影響著經濟發展方式的順利轉變，警告東亞經濟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世界銀行又在《強勁復甦與風險積累》中進一步強調，由於工資成本不斷上升，又無法提升自身所在價值鏈的位置，進入服務於創新為主的更高發展階段，因而不得不在產業鏈的較低水平處競爭，陷入經濟發展停滯的中等收入陷阱難以避免。該報告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所共有的特徵描述為：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貧富分化、就業困難、社會動盪、社會公共服務短缺、金融體系脆弱、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造成畸形發展、民主進程緩慢等。歷史上很多經濟體可以很快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多也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失敗與成功範例
在國際上，許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自拔。面對不斷上升的工資成本，這些國家作為商品生產者始終掙紮在大規模和低成本的生產性競爭之中，不能提升價值鏈和開拓以知識創新與服務為主的高成長市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 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了40年，烏拉圭滯留38年，巴西1975年進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至今尚未進入高收入水平階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預測，阿根廷大約在2015年左右才能達到進入高收入水平階段，屆時，阿根廷將在中等收入階段超過半個世紀即53年。
相比起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家的失敗例子，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7年。概括來講，他們成功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有幾點主要因素：
1、公平合理分配社會財富。上世紀60年代，日本國民經濟和中央財政收入年均增幅達10%以上。日本抓住時機實施著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 全面提高社會各階層工資收入，籌建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護本國農業，積極扶持和擴大中產階層，構建起大眾消費社會，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韓國自上世紀70年代起推行「新農村運動」，資源向農村地區傾斜，大幅增加農戶收入，縮小城鄉收入比例。80年代起又重點實施收入、醫療、教育、居住4項基本保障計畫。
2、加大研發投入與創新立國。根據鄭秉文教授的研究，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進入高收入行列，日本完成了由「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的轉型，為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礎。韓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改造出口導向型經濟，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以激發其內在的創新能力。其中日本研發投入相當於GDP 的比重由1970年的1.8%增長到2007年的3.45%。而韓國研發投入增長更為驚人，增速超過GDP的增速，研發投入相當於GDP的比重由1970年的0.4%躍升至2007年的3.47%，超過日本而居世界第一。
3、重視知識和人才培養。日本和韓國不惜斥巨資發展教育體系，在國際上廣攬尖端人才等，積累了十分豐厚的人才資本。日本在二戰前就是人力資源強國，擁有大量的優秀科技人員和管理人才。而韓國高等教育普及度高達95%，超過美國的82%。
4、破除經濟壟斷，強力打壓財閥。日本和韓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均出現了勢力強大的財閥集團。二戰結束後不久，日本政府凍結了15家大財閥的財產，此後解散對象不斷擴大，先後指定56個家族為財閥家族，625個公司為「限制公司」。為防止財閥復活，還公布了《關於禁止壟斷和保證公平交易的法律》和《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排除法》，並按此法律分割了325家被指定為經濟力量過度集中的企業。在韓國，進入上世紀90年代，韓國政府逐漸意識到以壟斷集團、政府與銀行的三角關係為基礎的「財閥經濟模式」不利於市場化競爭、容易催生腐敗等弊端，開始減少對財閥支持。1998年初，韓國前總統金大中上臺伊始，強力打壓財閥，整改財團財務結構，規範金融秩序和投融資體制，加強稅務監管等措施。
5、推動民主法治監督，建設廉潔高效的政府機構。官員腐敗和政府失去公信力，是導致很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韓國在近年來一直推進政府轉型，為跨越陷阱奠定良好的治理基礎。一方面較好地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韓國早期實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強調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進入80年代後，韓國從法律層面強調市場的作用，轉變政府職能，釐清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減少政府對產業的干預，政府從「主導」變為「引導」，減少「越位」與「錯位」。另一方面，不斷推進政府自身改革，建設透明政府。韓國前總統金泳三頒布《公務員倫理法》，帶頭進行財產公示，推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韓國通過將政府行為的細節展現在陽光下，避免了被利益集團所綁架，遏制了腐敗，改善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提高政府整體運作效率，造就一個更加廉價、高效、透明、有力的服務型政府。日本有較為完備的防治腐敗的法律和制度，日本刑法典中設立了反貪污賄賂罪專章，大力推行了財產公示，日本的媒體也發揮了輿論監督作用，揭露了多起首相腐敗大案。
公平正義的政治社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毋庸置疑，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風險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雖然在官方數據上中國還保持高速增長，但是增長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導的鐵公機與房地產構成，如今這兩個推動機已臨近崩潰。當支撐經濟發展的土地資源消耗一空，人口紅利逼近零點，中國拿什麼來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鄧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國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包括經濟、社會、政府和政治幾個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經濟領域的改革重點有三，一是打破壟斷，進一步深化產權改革；二是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應；三是加強金融體系建設，解決金融體系開放不夠與金融創新不足同時並存的問題。社會領域的改革重點有四：一是完善收入分配體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兩極分化；二是放權於社會，加快社會組織的建設與發展；三是廢除戶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破除階層流動障礙；四是強化社會參與。政府的改革重點有二：一是限權和放權，減少對經濟和社會的管制，將政府壟斷的權力下放給社會，讓人們自我組織起來，建立一個有限政府；二是大力反腐，力爭在反腐敗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會觸及到政治改革。
事實上，發展經濟僅僅是治標，政治轉型才是治本。發展中國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就在於實現公共治理模式的轉型。
因此，推進公平正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而在一個公平正義不能得到維護的社會中，每個群體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社會當前最急迫的問題。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改革，必須實現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將政治社會生活納入法治軌道，破除權貴資本主義，建立利益表達、施加壓力和社會博弈機制，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促進公民權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新領導人遲遲不順應民眾的需求啟動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改革，社會將會積累更大的風險和危機，這對新領導的權威建立非常不利。要知道，當前國民已不再滿足於「麵包時代」，能否讓每個國民過得有尊嚴、活得踏實，對執政者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考驗，但同時也是個足以名垂千古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