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整風運動（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要容得下尖銳批評，不必寄希望於政協花瓶。停止微博刪帖、停止媒體審查、釋放因言獲罪的勞教受害者、釋放被囚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都是「容得下批評」的迫切要求。而《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以及重慶問題的後續處理，則是當權者是否真正能「容得下尖銳批評」的兩個晴雨表。
2月6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和無黨派人士座談，其間提到「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黨外人士而言，要敢於講真話，敢於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心聲，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這種表態，繼續撩撥著人事交替時期的敏感神經。結合數月來一批貪官落馬的「新政」氣象，輿論界激起一片歡呼聲，有評論信誓旦旦地宣稱「我相信」，或盛讚其為「政治智慧」、「獻給人民的新春大禮」。
事實上，除了「尖銳」二字，習近平的表態總體來說沒有太多新意，仍然沿用政協機制的經典表述。因此，這一表態遭遇到更多的謹慎與沉默，甚至被質疑為又一次「引蛇出洞」。1957年的歷史，仍然沒有從民族記憶中消除。彼時，毛澤東以更加熱情洋溢的語調，歡迎黨內外人士踴躍發言，為黨整風，然而到了運動中期，毛澤東察覺到「事情正在起變化」，令旗一揮，將全國五十五萬知識份子劃為右派，發配牛棚改造。以「反右」為契機，中國社會中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被定點清除，為後來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打掃出戰場。
鑒於這種歷史經驗，習近平的表態在相當範圍的知識份子群體中遭到質疑、乃至嘲笑。有評論甚至引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經典表述稱，黑格爾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件和人物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笑劇。評論者以此來諷刺，在1957年的參照下，信誓旦旦地開門納諫，可能已經淪為了笑劇。
然而，這種歷史經驗可能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這種疑似「引蛇出洞」的效果再而衰、三而竭，從中也反映出執政合法性的衰減。署名「周方」的博客作者稱，習近平關於「容得下尖銳批評」的說法並未像往常那樣得到媒體的積極回應，顯然習的講話讓主流媒體無所適從，甚至連個讚揚的評論都難寫。習近平的新提法遇冷表明，民眾對中共的信任度已降至歷史最低點。
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少數明智者閉口不談國事的動機是「避禍」，那麼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出於「避禍」的考慮仍然存在，但是已經淡薄得多，冷漠的根源在於，人們已經不相信這種口頭上的「自新」姿態能夠有效地走出困境。毛澤東和習近平的區別或許在於，前者作為開國領袖，有能力充分調動黨機器，使之完成一己之心願；而後者雖然同樣作為黨魁，卻在半個世紀後，不得不面對著一個日益獨立於領袖意志、更加忠實於自身利益的黨機器。公眾的冷漠，並非對於習近平個人，而毋寧說是針對他身後這個龐大的黨機器，以及他駕馭這臺機器的能力、決心和技巧。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這番「容得下尖銳批評」講話的語境。一方面，習近平這番表態並非面對全黨或全民，而僅僅是和傳統上政協會議成員的內部座談，換句話說，面對的還是「肝膽相照」的「體制內」盟友。而如何應對來自體制外的批評，尚不明確。另一方面，從新華社通稿內容來看，習近平在「容納尖銳批評」表態之前，已經預先強調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一定要把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作為根本方向」、「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工商聯要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和履職能力建設，努力成為政治堅定、特色鮮明、作風優良的人民團體和商會組織」。
經過1949年之後歷次政治運動衝擊、今天又日趨權貴化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在重重緊箍咒之下，是否仍可堪「諍友」大任？令人無法輕易放心。所謂「政治堅定、特色鮮明、作風優良」等期待，依稀讓人看到中共對待軍隊的基本態度，而軍隊，正是中共毫不諱言拒絕國家化、堅持親手領導的禁臠。在這種軍事化色彩濃重的黨際關係中，「領導—被領導」地位分明，所謂「尖銳批評」至多只能達到中國古代王朝政治中的諫官水平，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最高黨魁的表態更折射出中國傳統王朝政治的「人治」特徵，以及和現代政治的距離。一方面，無論多麼令人興奮的新詞彙，這種「新政」的最後落腳點都在於宮廷政治，連敞開言路、「天下官民上書言事」尚且做不到；另一方面，這種表面上的大度宣示，沒有任何制度性保障，完全以掌權者的善意為前提，何為「批評」、何為「尖銳」、何為「容得下」，都在掌權者的自由裁量範圍之內。換言之，是一種統治姿態需要。而一旦有類似《零八憲章》的聲音出現，便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以「煽動顛覆」為名，不惜將牌局推倒重來。
禮失而求諸野。要容得下尖銳批評，不必寄希望於政協花瓶。停止微博刪帖、停止媒體審查、釋放因言獲罪的勞教受害者、釋放被囚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都是「容得下批評」的迫切要求。而至今尚未有定論的《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以及重慶問題的後續處理，則是當權者是否真正能容得下尖銳批評、進而決定未來走勢的兩個晴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