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北京頻繁出現霧霾天氣，大氣污染嚴重，據報導，室內空氣淨化器在1個月之後內部就變成了茶色；另有報導，中國每年重金屬污染1200萬噸糧食， 3成大米鉛超標。像這樣怵目驚心的環境惡化消息頻頻出現於媒體，令人想起了黎鳴在《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中許多更為詳細的敘述。尼採說，「人忘記為什麼而活，是最常見的一種愚蠢。」今朝有酒今朝醉，全然不顧活著的意義，把自己的生存環境糟蹋到這種程度，除了「愚蠢」二字，確實沒有更為恰當的說法了。
中國有句老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說的就是寅吃卯糧，竭澤而漁一類的愚蠢行為。然而，生存環境的品質不只是表現在空氣、飲水、大米蔬菜，而且還表現在社會公正、人際關係、道德倫理、政治清廉。愚蠢造成的破壞不僅是物質的，而且還是精神的，如果把這兩種破壞和不知道為什麼而活加在一起，那麼《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恐怕又得添加許多篇章。
霧霾天氣，大氣污染嚴重之所以特別令人恐慌，是因為人走到哪裡都躲不開有毒空氣的侵害。有錢有勢的人可以營造他們自己的生活小環境，在居所用上室內空氣淨化器，有的還是免費提供的。可一般老百姓怎麼辦呢？有人想出了一個點子，那就是為他們提供罐裝的清潔空氣，當然，那是要買的，不是免費的，這是生意，不是慈善。
據報導，2月1日上午，千萬富豪陳光標鑽進「易拉罐」走上南京街頭，為銷售自家生產的空氣親自站臺，吆喝推銷 「臺灣空氣」和「井岡山空氣」，宣傳「新鮮空氣現在很暢銷」，稱三個月前這些空氣還不大好賣，但現在已經供不應求，已售出800萬罐。
加繆的小說《鼠疫》中有一個名字叫科塔爾的人物。在全城市民飽受瘟疫之害的時侯，科塔爾反而活得更加有滋有味，「鼠疫對科塔爾有好處。鼠疫使這個不甘孤獨的人成了它的同謀者。」科塔爾在城裡如魚得水，「他開始疼愛這些飛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們。比如，一有機會，他就向他們解釋鼠疫並不像大夥兒所想像的那麼可怕。」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想安安逸逸地過日子，而偏偏要自尋煩惱。空氣商人同樣在告訴人們，沒有乾淨的空氣可以呼吸，照樣有神奇的罐頭空氣可以享用（據說有特別豐富的「負氧離子」），它甚至還有愛臺灣和嚮往井岡山的紅色愛國意義。他不僅要發國難財，而且要發紅色的國難財。
並非人人都會相信罐頭空氣的神話。有人批評道，且不說罐頭空氣能否解決人不能短缺清潔空氣的需要，製造空氣罐頭本身就可能是一種造成污染的工業。易拉罐需要鋁，鋁需要用大量的電來冶煉，發電要用煤炭，開採煤炭和煤炭發電都是造成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使用罐頭空氣是一種飲鴆止渴的愚蠢行為。
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皮特金（Walter B. Pitkin）在《人類愚蠢歷史導論》（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History of Human Stupidity）中說，「愚蠢是一種最大的社會之惡，它是由三個部分結合而成，首先，愚蠢的人非常之多。其次，商業、金融、外交、政治的大權都掌握在愚蠢程度不等的人們手上。第三，高超的能力經常與嚴重的愚蠢結合在一起。」皮特金所總結的愚蠢三特點在我們國家的發展史上一再顯現出來。「大躍進」、「文革」都是例子，後來雖然有所改變，但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用單一的辦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任由「能力高超」的人帶領「非常之多」的人，一起「嚴重愚蠢」的事情卻還在發生。
用放縱慾望的「富起來」刺激發展是一種嚴重的愚蠢，每一個把追求自己物質快樂當作全部幸福目的的人，都對這個愚蠢負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如今不少人雖然看到無度物質追求危害到了人的基本生存安全，但卻未必充分認識到它對人的心靈、精神和公民品質同樣嚴重的損害。如果每個人都滿足於購買空氣罐頭以解決自己的問題，那麼又怎麼可能聯合形成一種為人人爭取清潔空氣權利的社會力量？
雖然可以說每個人都與發生在社會中的「嚴重愚蠢」有責任聯繫，但愚蠢不應該成為一種集體罪過。正如皮特金所說，製造嚴重愚蠢的權力掌握在那些特別英明、特別有能力的少數人手裡，而為嚴重愚蠢付出最高昂代價的卻是那些最無助、最弱勢的社會成員。為「大躍進」的愚蠢而付出生命代價的千百萬人中，絕大部分是最弱勢的農民，他們雖然在莊稼地裡勤懇勞作，並沒有犯愚蠢，但餓死的卻偏偏是他們。為「文革」的愚蠢付出代價的人包括了社會的各個階層，然而，有身份、有地位的在「文革」後紛紛平反、官復原職或提拔重用，而那些飽受苦難甚至冤死的普通人則被徹底遺忘了。
今天，惡化自然環境的愚蠢，為之受害最深的仍然是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大城市環境治理的一項主要舉措就是把有污染的工業遷出那些城市，以鄰為壑地把自己的問題轉嫁到別人頭上。惡劣的空氣誰都難以忍受，有錢的用得起室內空氣淨化器，但是，為了生產、開動他們使用的淨化器，卻又得給用不起的人增添更多的污染。
愚蠢的事情在每個國家裡都會發生，但是，發生愚蠢的原因，尤其是愚蠢的規模和嚴重程度卻會有很大的不同。有人以為，民智不開是中國發生嚴重愚蠢的主要原因，其實，造成愚蠢的不是知識的短缺，而是利益的自私。普通民眾不是沒有強烈的環保意識，然而就算他們去抗爭，又哪裡能實現自己的訴求？屢屢發生嚴重愚蠢，其真正原因是制度上的。權力制衡的機制越完善、政府決策越民主透明、民意越能通過憲政法治程序發揮影響力，就越不可能出現由制度產生的大規模嚴重愚蠢。迴避根本的制度問題去討論污染或別的重大愚蠢，那只會成為另一種不可原諒的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