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鐘聲還沒敲響，杭州採荷一小四年級學生許樂怡的枕頭底下，就已經塞滿了紅包。這個11歲的小姑娘，靠每年過年收的紅包，成了不大不小的「小富婆」。小樂怡告訴記者，她的銀行賬戶上，已經存了20萬元，都是從小到大的壓歲錢。
雖然許樂怡的爸爸說，這筆錢會一直存著，等女兒長大了，工作了，再把存摺交給她。但11歲的小伢兒就有這麼多存款，的確令人感慨萬端。
自古以來，每逢過年，長輩總要給晚輩壓歲錢，據說可壓住邪祟，平平安安。清人吳曼雲更有《壓歲錢》詩說：「百十錢穿彩線長，分來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談簫價，添得嬌兒一夜忙」。由詩可知，壓歲錢牽繫著一顆顆童心，而孩子的壓歲錢主要用來買鞭炮、玩具和糖果等節日所需。
筆者對壓歲錢最早的記憶，是在五歲那年。處夕晚上，父母親一邊下著水餃（長大了才知叫年夜飯），一邊讓我給端坐在炕桌上的爺爺奶奶拜年。剛從被窩裡爬出來的我哆索著跪在地上，含糊不清的說著「給爺爺奶奶磕頭了」，就見奶奶拿出張嶄新的2角錢，笑的合不攏嘴說：「乖孫子，快過來，奶奶給你壓歲錢。」而父母則是等我睡著後才把2角錢塞到我枕頭底下的。
我這輩子收到最多的一次壓歲錢是在1964年春節，那一年，穿著嶄新海軍軍官服的大姐夫回家探親，我去拜年時，他大方地給了我6張嶄新的1塊錢。
到了1966年，父母給的壓歲錢已漲到5角，磕上一圈頭也能收入3、5元，這對於15歲的我來說，簡直就是「巨款」，我時常會為如何花這些錢絞盡腦汁。1968年我17歲時，也是我最後一次收到壓歲錢，總共11元。父親將1元錢遞給我後說：「往後你就是個大人了，再拜年就不給錢了。」我還好一陣感到失落。
兩個月後，我就當兵離開家，成了真大人。兩年後回家過探親過年，在母親提醒下，我才意識到自己應該履行一個大人的職責，給拜年的晚輩們準備壓歲錢。我送出的第一份壓歲錢是給我的外甥，用紅紙包著的1元，那可是我「月工資」的1/7啊。
又過了些年，壓歲錢就像芝麻開花「節節高」了起來，從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漲到了現在的攀富斗富，成千上萬。壓歲錢也已不再侷限於紅包，不少長輩還選擇帶孩子上書店購買書籍和學習用品，以及手機、相機、電腦等。
顯然，近年來所謂的「壓歲錢」正在變味。與其說是給孩子壓歲，倒不如說是大人間利益博弈的一種變態。君不見，壓歲錢成了很多人的公開表演，成為顯示自己財氣與實力的象徵；其次，對給壓歲錢的功利性也很有講究，如果知道這個壓歲錢一定能通過其他途徑收回來，或對未來的回報抱有較高預期，那麼就出手闊綽；反之，則會隨風就俗簡單表示。顯然，這壓根就不是「壓歲」，而是人們在窮得只剩下錢後所孽生的一種「癌症」，這種病的傳染大大淡漠了人間的親情、傳統、道德及家庭關係，不僅禍在當代，更將殃及千秋。
難道不是嗎？！大人的一言一行，孩子都會看在眼裡、記在心頭。大人以發壓歲錢多掙足面子為榮，孩子自然以收壓歲錢多為傲。長此以往，人們之間的交往除了金錢、虛偽外，還會有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