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風險降低，經濟轉好，以及新一輪的政治經濟週期的推動下，進入新年的中國經濟顯露出一幅樂觀良好的圖景。萎靡了很久的中國股市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反彈，房產市場也開始升溫，市場憧憬新年牛市的情緒開始高漲。
結束了10個季度的連續下滑後，在新一輪城鎮化政策的帶動下，中國經濟在未來一年的表現令人期待，筆者也認為，中國經濟在2013年的每季度經濟增速應該可以平穩地維持在8%以上，全年的經濟增速應該在8.1-8.3%。
但需要指出的是，宏觀基本面的好轉，加上主要央行的大幅放水，可能導致中國重新陷入資產泡沫的窘境。
特別在日本央行步入美聯儲的後塵進行新一輪的無限量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元和日元的套利交易會進一步為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推波助瀾。雖然市場已開始討論美聯儲在年內退出「量化寬鬆」的可能性，今年這種可能性的出現還較小，但其對於全球資本流向將有著深遠的影響。去年流入美國的避險資本會大幅流出，而進入新一輪增長期的中國，也會成為資本流入的首選。雖然這樣的風險是全球性的，而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加速會放大資本流入的效果。
中國資產泡沫風險，在幾年調整之後重新整固，頗有大舉回頭之勢，而隨後可能出現的嚴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緊，又會增加影子銀行體系信用違約的風險。要避免這些風險的出現，中國的金融改革勢在必行。
通脹和資產泡沫
在過去的兩年中，中國為了治理通脹，收緊貨幣政策的同時，也付出了經濟迅速下行的代價。而進入去年第四季度，我們卻再度看到了通脹的魅影。
首先，整個大中華區域的資本流入較為明顯，香港金管局已經向市場注入了數千億元的港幣流動性，以避免港幣的升值。在臺灣島內，銀行間拆借利率水平也一直維持在低位。
在中國大陸市場上，流動性從去年10月起明顯改善，即使央行主動減少了逆回購的操作量，市場的資金面卻依然呈現整體寬鬆的局面。同時，人民幣開始面臨升值壓力，並出現了連續的「漲停」走勢，為了避免人民幣的快速升值，央行也被迫對市場進行干預，從而導致了人民幣流動性的增加。
此外，對中國過去的通脹監測可以表明，中國的豬肉週期大約為2年，經歷了上一輪通脹後，中國新一輪的豬肉週期似乎已經開始，按照歷史節奏，整個豬肉週期預期將在今年下半年明顯上升，這也將帶來明顯的通脹帶動壓力。
食品價格之外，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似乎也難以避免。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多數城市的房地產成交量開始明顯上升，並在今年年初再度攀升，這樣的一種現象值得關注，因為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新房存量並不高，如果去庫存過於迅速，那麼房價的上升則將成為大概率事件。筆者相信在多個部委參與編製的《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發布後，２０個城市群的大規模建設，很可能推升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的信心，並導致房價重入升軌，資產泡沫的風險將被再度吹大。
資本流入、通脹上升、資產泡沫重現，加上經濟週期上行，對於中國經濟來說，都將是不能承受之重，一旦通脹成為問題，那麼嚴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緊，將是中國官方唯一的選擇，這也將造成經濟的下行風險。
「信用違約」的爆胎
嚴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緊可能會引發另一個來自於金融領域風險，那就是依存於影子銀行體系信託貸款和相關的金融產品。
這樣的兩個事件值得重視，首先是中信信託旗下的三峽全通信託計畫面臨著違約的風險，此外，上市公司超日電子發行的大量信託計畫也面臨著清盤的可能。
與過去幾年相比，某些行業的金融風險開始集中釋放，而為這些行業提供過橋融資的信託行業則可能需要為當年的「良莠不分」而付出代價。與資產規模巨大的商業銀行不同，信託行業能否承受可能出現的「壞賬潮」，仍然存在著很大的疑問。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信託公司在發起和執行信託計畫中未能進行完善的盡責調查，甚至存在包裝受托公司資產質量的問題，那麼其面臨的「道德風險」將十分明顯。
與信託風險爆發類似，中國的公司債市場是否會出現第一例「信用違約」，也將是今年不得不防的「地雷」。
同樣是超日電子，其發行的公司債也面臨著到期無法償還本息的風險。中國債券市場上，曾經出現過山東海龍以及新中基這樣的「疑似違約」事件，但最終都由政府出面兜底，與這兩家公司不同的是，超日電子是一家民營企業，其資金鏈一旦出現問題，由於面臨道德風險，政府出面的可能性較低，因此違約的概率也相對較高。
在債券市場上，另一類高危企業則是城投公司，其背後代表著地方政府的資產和負債，但即使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顯著的「冷熱不均」也可能導致某些資產質量較差的城投公司爆發金融黑洞，從而為城投債券「零違約」的歷史畫上句號。
「違約」本身並不是不可接受，從某種程度來說，中國金融市場的成熟，也需要「信用違約」來提升市場風險意識，並改善監管體制和效率，但從短期來看，信用爆胎對於整體市場信心來說，卻將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金融機構的謹慎不僅將導致體內的流動性短缺，也將造成對實體經濟的「惜貸」。
中國的整個金融體系的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與實體經濟發展的「不合拍」，這樣的一種「不合拍」可能導致實體經濟發展遇到困難，但只要以市場化改革為主導方向，化解風險的同時也能夠推動金融反應機制的創新和升級。反而需要關注的另一個風險，即政府為了防止系統性風險的出現，過度地對金融體系進行干預，這樣的「綏靖」只能推遲金融風險的爆發，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中日之爭與東亞產業鏈調整陣痛
中國2013年的一個外部風險因素則來自於日本。由於釣魚島領土爭端，中日關係從去年開始迅速惡化。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上臺後，首先選擇與東盟和美國進行接觸，清晰表明瞭「孤立中國」的態度。
在經濟端，很多日本企業已經主動選擇「中國+1’的策略，即在中國設廠投資的同時，會在東盟國家選擇建設一個類似的投資基地，以避免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並避免中日關係惡化導致的產業鏈的斷裂。
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政治糾紛由來已久，日本的「中國+1」策略事實上迫使中國在日本之外尋找更多的貿易夥伴，然而在短期內找到與日本經濟體量相當的貿易夥伴卻並不容易。
在體量之外，中日齟齬帶來的不僅是雙邊貿易的趨冷，也導致了中日需要各自重新定位在亞洲產業鏈中的位置，而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中國的外貿行業也將面臨陣痛和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