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下一輪全面經濟改革的方向應該是：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價格「兩大核心」為「突破口」，以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會保障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國退民進改革這「四大重點」為主要內容進行推動。
首先在這篇專欄裡談談縮小居民收入的改革。
在全國城鄉，應盡快出臺已歷時討論七、八年之久的以「提低、控高、擴中」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方案。「方案」應像十八大報告提出「翻番」的量化目標那樣，必須要有具體量化的數據或比例目標。對此，不應將具體的量化目標再下放有關部門進行反覆低效的協調甚至扯皮，長期議而不決而貽誤整個改革進程。
「方案」應包括：第一，未來八年中，「提低、控高、擴中」必然涉及的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城鎮居民最低養老標準、貧困救助線等扶弱內容；第二，明確逐年縮少城鄉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標；第三，為解決居民預防性儲蓄而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國民福利水平的各項社會保障的量化目標。
只要是堅定不移地推進以上三項改革，實實在在的逐年提高全體城鄉居民統一的社會保障水平，必然會引起國家財政的入不敷出。由此，可進一步倒逼財稅部門通盤考慮財稅體制的改革，制定中長期改革預算。與此同時，為瞭解決因長期負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財產損失，也要求倒逼金融部門應結合宏觀調控需求，制定利率逐年市場化的改革方案。
在農村，要想真正提高農民的收入，重點是必須依法進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級差收入和長期增值收益真正歸還給農民。目前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超過城鄉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這是導致城鄉居民貧富差距拉大的顯著原因之一。
實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實際上只是要求在農村經營性用地、宅基地「確權、登記、領證」的工作基礎上，真正回歸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早已確立的「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建立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兩大原則。改革政府壟斷經營土地制度，允許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出租、出讓、入股、信託等多種方式進入市場。杜絕各地方政府沿襲過去以提高征地價值「補償倍數」這一「恩賜」型行政方式回歸農民權益。
為此，國家應重點強調的是「合法補償」而不是「公平補償」，明確補償的法律程序。防止各地方政府在政府名義具體組織「公平補償」的名下，仍然繼續侵佔農民的利益。通過這一改革，一方面財政可在規範、統一契稅、房產稅等稅種改革基礎上，形成合理的房產稅制度（應仍不排除為打擊投機炒房可設高額的房產交易稅），增加一些財政收入。
另一方面更需要提前引起警覺的是，今後若土地長期增值收益真正回歸農民後，中國經濟馬上會暴露更為突出的問題，一是土地出讓金的驟然減少，使原城鎮化建設計畫中的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資金迅即捉襟見肘。據有關單位統計，2012年1至11月一線城市土地出讓金已急速下降為1661億元，比去年同期已下降41.5%。而2010年全國城市建設支出、保障房支出兩項，佔土地出讓收益（土地出讓金扣除土地交易成本等各項支出後）的65.5%。而且，目前全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來源中，土地出讓金才僅佔20%，絕大部分資金是通過土地抵押從銀行融資，佔70-80%。2011年高達4.8萬億元。因此土地出讓金的驟然減少，將大幅度減少城市建設資金。
還會出現的問題是按目前國家有關規定，在土地出讓金扣除土地交易成本後的土地出讓收益中，還必須按固定比例或非固定比例，計提農田水利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建設、農業土地開發、保障房工程、國有土地收益基金、教育基金、中央和省級財政三七開的「新增費」等八項支出。若土地出讓金的驟然減少，其結果，不僅僅會影響地方城市建設，還將直接嚴重影響各地農村的教育、農業、水利建設等。表現為絕大多數的地方財政將難以生存。最終必將會紛紛強烈要求中央與地方財力和事權的重新劃分，要求財稅體制的改革。如果此時中央政府再需統籌考慮如前所述的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中新增的財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積的地方融資平颱風險化解等因素，國家財政必然會難以維持下去。
此時，如果決策者只要是堅持改革不動搖，不停滯，不倒退，那麼今後的財政絕不是一個捉襟見肘的問題，而是會暴露一個「大窟窿」，會不得不倒逼財稅體制必須進行一場大改革。打破因循守舊，制定中長期的改革預算，來解決國家財政的入不敷出問題。當財稅改革進行到一定的地步，現實嚴峻的收支缺口困境決定了，會不得不從國企進一步提高分紅比例和出售部分國企股權為內容的「國退民進」改革中尋找出路。（完）
(此文為夏斌中國改革系列專欄中的第四篇,此前分別為"頂層設計已迫在眉睫"、"中國各種經濟問題背後的邏輯關係與脈絡"、"城鎮化是否是中國改革的"突破口",文章僅代表本人觀點。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前任所長,國務院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