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香港《亞洲週刊》曾看到這樣一段話：「世界上，唯有日本這個國家，一個多世紀以來引發了中國人最複雜的情感：它是中國的仇敵，也是中國的朋友；它是中國的學生，也是中國的老師；中國人對它氣憤，也對它親近；蔑視它，又羨慕它；拒絕它，又受到強烈的吸引。近一年多的釣魚島形勢緊張，將中日關係和民間情緒推到火藥味極濃的境地。在所有涉及當前國家主權和利益的問題面前，我們當然要毫不猶豫地為國吶喊，據理力爭。但這並不代表，在我們面對日本這個國家時，就該用憤怒的情緒將其全盤否定。」
日本能從幾百年的朝拜國到脫亞入歐，短短百年，這中間線不談民族感情，就談下他們的責任和恥辱感，真的是值得深思。日語中「責任」二字寫作「恥」。記得前些年鬧禽流感時，日本北海道一個小餐館裡用了幾隻病雞，被當地媒體抖出來之後，餐館老闆在餐桌上留下紙條「愧對國人！」他們夫婦當晚便以自殺賠罪。這則新聞當時就讓人感到震撼，從三聚氰胺、蘇丹紅，到瘦肉精和地溝油，不知害了多少同胞的性命，可至今還沒有聽到有哪一位因此而羞愧自首，更別說什麼因羞愧而自殺了。
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感情是複雜的，但若說到「中國特色」PK「日本特色」，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當年日本北海道鐵道公司總裁中島尚俊失蹤數日後，後被發現已自殺。他在遺言中說，自己為今年５月北海道鐵路出軌事件深感愧疚，只能以死謝罪。當年五月一輛列車在北海道發生故障，36人在火災中受傷，6節列車幾乎全毀，在經歷了社會指責、多次道歉、對策報告和整改之後，中島尚俊選擇了「以死謝罪」。這種「日本特色」PK「中國特色」，人們顯而易見：溫州動車事故後，中國高鐵責任人是什麼態度呢？新聞發言人卻讚美「這是一個奇蹟」。中國高鐵出了那麼嚴重的死亡事故，鐵道部還照樣高官厚祿；沒有絲毫羞恥感、罪惡感！
隨著社會的進步，日本的「官」越來越不好當了。05年，愛知縣西春町町長上野政夫因振興當地經濟不力，引起選民不滿而自殺；05年，靜岡縣籐枝市體育振興課課長岡村修因沒能為該市爭取到國際足球比賽的舉辦權而自殺；06年日本駐華領館官員因性醜聞暴露而自殺；07年日本農業大臣松崗利勝因挪用的500萬日元（大概合人民幣35萬）水電費懸樑被揭露而自盡。其遺書說「各位國民，各位後援會的同仁：由於我自己的不明和不德，掀起了這樣的風波，給大家添了麻煩，向大家深表歉意．謹以在下的這條性命來承擔責任並以此來向諸位道歉．懇請大家的原諒．我死之後，部下和家人煩勞大家照顧」
之所以以死謝罪，是因為在日本社會，群體規範的約束力和群體壓力的影響遠遠超出外人的想像。一個人活到被人稱為「不知恥」的程度，也就該棄生赴死了。所以日本官員普遍不好當，他們是最大的弱勢群體，不僅一舉一動都要遭到媒體批判性報導，而且一旦出了什麼問題，責任往往全部被歸結於官員，他們必須一邊承受工資有可能被降低的現實，一邊扮演全社會最廉潔的健康形象。近年來，日本公務員跳槽、自殺、過勞死、得抑鬱症等情況特別多，令人深思。到現在為止，幾乎還沒有一個日本高官腐敗下臺後又能東山再起的，也沒有「異地為官」的。
很多人說日本人的效率高，卻不知道他們的強烈責任感，是因為在工作中他們拿自己的名譽和信譽做擔保，在日本名譽比生命還重要。拿去年的一則新聞來說，只因為報錯了櫻花盛開的日期，日本氣象局官員馬上向全國民眾鞠躬道歉。日本氣象局主管氣象預報工作的官員公開表示，「我們預報錯了櫻花盛開的時間，很抱歉打亂了人們的正常安排。」他還向公眾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歉意。
日本氣象局的做法無疑讓當下的中國人想不通，日本政府部門真是沒事找事，幹嗎要為民眾預報什麼櫻花盛開期？預報就預報吧，何必要提供那麼精確的日期？再說報錯就報錯，多大事啊，有必要向全國公眾道歉嗎？試想一下，如果我國也實行盛花期預報，會不會首先成立一個「盛花期預報局」，再組織各級工作人員赴日本考察一番，再考慮向受到服務的人收取多少費用……民眾最終能享受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漂亮的道歉了。
再來說日本特色。最大的日本特色，要數日本宰相的頻繁更換。儘管首相是日本的最高行政長官，但卻也是最脆弱的「易碎品」。官職最高偏偏任職最短，權力最大居然磕頭最多，更何況，日本首相去留的決定權完全掌握在老百姓手中，民眾的滿意度高你想扳也扳不倒，民眾「不高興了」首相想留也留不住。前不久下臺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任時，雖然沒有什麼亮點，卻也沒有什麼劣跡，400多天的執政一路上磕磕碰碰。幾乎隔三差五地就要給國民賠罪道歉不說，直到不久之前的民調顯示，菅直人內閣的支持率再創執政以來的新低之際，70％多的日本人齊聲高喊「送客」，菅直人只得乖乖地捲鋪蓋走人。
當然首相頻繁更迭固然有其負面因素，但同時更應該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就連一個國家的最高行政首腦，工作稍有疏失就必須引咎辭職，業績平平也得鞠躬下臺。他們同時也給全體國民做出了表率，那就是所有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都要有擔當精神，所有人都應該知道羞恥。而我從記事到如今的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見過像日本首相那樣，堂堂正正辭職的國家高級官員，除非民怨沸騰害怕鬧出大事，偶爾也會讓一些中低層官員出來當替死鬼。即使像三聚氰胺造成幾十萬兒童患腎病或死亡，也沒見到一個省部級以上的官員被免職。
有什麼樣的政風，就有什麼樣的民風，在中國這裡大行其道的「厚黑學」，估計在日本可能派不上什麼用場。日本官員的廉潔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這個國家官僚制度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選拔幹部靠考試,一考定終身。二是幹部晉升按工作年限,基本不看業績，不論能力。這種方式保證了選拔和提升政府官員過程的公平和透明,絕不給買官賣官的腐敗行為留下可乘之機。
除此之外，在日本，公務消費透明公開，民眾隨時可以在政府網站上查到相關信息。不僅如此，民間還建立起公款消費觀察員制度。從1994年起，日本各地陸續建立了民間行政觀察員制度，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檢查納稅人的錢到底是怎麼用的。不過即使如此，一些細節之處還是容易出問題，日前，日本媒體曝出中央省廳職員公費乘坐出租車回家時從司機那裡收受現金啤酒等回扣，還有一些國家公務員乘坐飛機出差私自賺取和使用航空公司提供的里程積分。
也許，日本經濟上的先進並不可怕，就像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不用去羨慕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有房有車一樣，經濟上一時落後，也許很快就能趕上，但是制度上的落後，卻是我們的致命傷。我們大可跟日本人大談北京上海的建設一點不比東京差，卻沒法跟他們解釋為什麼我們呼吸的空氣越來越差，地下水被排毒等危害十三億人生命健康的問題至今無人負責，也毫無有效的對策，官員們更關心的是位子和帽子，而不是責任和知恥。更何況，日本在制度上仍在不斷改進，而我們還在為如何反腐爭論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