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是巨大的，至少整整落後了半個世紀。
這是說在環境保護領域我們與日本的實際差距。儘管作於一個經濟體，我們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老二了。
如今的日本，山水環境無愧於「美麗日本」四個字。就像倫敦早已告別了「霧都茫茫」一樣，東京也早已告別了「煙都」的稱號。從曾經的「公害列島」，到如今的碧水藍天，日本是如何治理環境污染的？杭州《都市快報》最近做了一期《天下週刊》，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入報導與剖析。
日本的水俁（yǔ，音同雨）市，所處的水俁灣是一片被諸島圍起來的內海，那裡海產豐富、風景優美，被譽為「九州地中海」。半個多世紀前，這片海域一度遭化工廠廢水污染，數千人食用被污染的海產而丟掉性命，中毒而保住性命的人，不是身體麻木、言語不清，就是雙手顫抖、走路跌跤，這被稱為「水俁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日本，與現在的中國頗為相似，當時是日本經濟的騰飛期，但環境污染非常嚴重。
報導說，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由於長年的空氣污染，被稱為「煙都」；在工廠集中的工業地區則集中暴發了各種公害病，水俁市的水俁病、新潟縣還出了第二水俁病、四日市哮喘病、富山縣「痛痛病」，被並稱為「日本四大公害病」。公害病直接導致數千人死亡，健康受到影響的人則不計其數，日本列島因此一度被稱為「公害列島」。而對四大公害病的訴訟，成為了日本環保史的一個轉折點，漫長而艱鉅的訴訟過程，引發了日益高漲的民間輿論和席捲日本全國的「反公害」市民運動，並推動了日本行政、司法和立法領域的改革，最終走出上了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嚴重污染期。
日本的一路走來的做法和經驗，有許多令人嘆為觀止。比如政府日本痛定思痛，負起首責——領導整個國家走出環境污染的領導層，可謂是真正的領導，而不是「空談環保而誤國」。別的不說，國家層面的細緻完善的立法，就讓人吃驚：從1958年制定《公共水域水質保全法》和《工廠排污規製法》，到1962年制定《煙塵排放規製法》，到後來先後出臺《公害對策基本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噪音規製法》、《水質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惡臭防治法》和《自然環境保護法》等等，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環保法規體系。而最為可貴的是，立了法，人家就是不折不扣去「變現」的。
政府要擔起環保責任，企業要負起社會責任。日本環境文明研究所所長加籐三郎說得好：「環保成本與企業發展的關係，環保像是逆風，但只有在逆風中風箏才能放高、放遠。」飛機起飛也是要「逆風飛揚」的，這就是為什麼對乘坐飛機的人不說「一路順風」的原因。企業如果不願在環保中投入，不願承擔環境成本，這就如同「順風起飛」，實際上很危險。如此唸唸「一路順風」，最終迎不來「一帆風順」。
學習日本，是為了變革自己。以鄰為師，而非以鄰為壑，這正是我們的態度。我們所面臨的嚴峻局面，就是三句話：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如果還不真正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環境，那麼建設「美麗中國」、實現「永續發展」就是一句空話。
一個國家，如果被發展壓碎了環境，那就是對發展的最大反諷。遙想我們對付日本侵略者的抗戰時期，曾經是「國破山河在」，「一寸河山一寸血」；放眼當下和平建設的大好時光，卻已是「國在山河破」，「一寸河山一寸污」！污染之嚴重，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天上的空氣地下的水，都遭受了空前的污染，這被稱為「天地有毒」。
天地有毒」的本質，則是「人間有毒」；「人間有毒」的要害，則是「人心腐壞」；「人心腐壞」的終極表現，則有兩個方面：企業追求利潤，不顧環境成本；官員追求政績，不謀環保落實。我國憲法第26條說，「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環境保護是「國策」，但在許多地方卻變成了掛歷一樣掛著看看的「挂策」。權力習慣於對政績進行粉飾拋光，所以一些地方出了環境事件後，總是掩飾與遮蓋。
何時不再「山河破」？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我們人人都明白保護環境之重要，可是處處都看到環境保護之乏力，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悖論。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當年在他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驚問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為什麼只產生在歐洲，而不是起源於智力上一樣聰明的中國人那兒。他如果活到今天，想必會提出「新李約瑟難題」：歐美日本都走過了「邊發展邊污染」的老路，聰明的中國人當今為什麼還要繼續走那樣的老路與邪路？
是時候該徹底解決這個「新李約瑟難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