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3月中國的全國「兩會」，總有若干個經濟話題如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幾柱華表一樣，怎麼也繞不開去，國有企業改革便是其中極醒目的一個。
當今中國的國有企業集團，到底強大到了怎樣的地步？可以看一組來自全國工商聯和國資委的數據——截至2012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數量為1085.72萬戶, 註冊資本31.1萬億元，實現營業收入20.1萬億，而歸屬於國資委的中央企業數量為120家，資產總額31.2萬億元，實現營業收入22.5萬億。「中央隊」呈現出「以一敵十萬」的強悍實力。在盈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現更是耀眼，僅五家國有銀行的全年利潤就超過1萬億元，相當於全國民營企業500強的淨利潤總和的兩倍。
拿這組數據與國有企業最困難的十多年前相比，可謂恍若隔世：199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營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2600家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資產總額為2544億元，負債卻達2007億元，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
在中國歷史乃至人類的當代經濟史上，國有企業「以一敵十萬」，其強盛之勢可謂是前所未見的景象。今年初，103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出版《變革中國》一書，對中國崛起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計畫」，但是他對國有經濟模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這位制度經濟學的奠基者看來，「由於可以取得壟斷性的利潤，國企不需要不斷創新來滿足消費者，沒有了這樣的壓力，國企無意中剝奪了在市場競爭中不可或缺的學習機制。」
也正因此，在過去的2012年，一些被改革拖宕而激怒了的國內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系列激進的市場化主張，他們提出對國有企業進行私營化改造、取消國資委、發改委等等，有人甚至建議將國有資產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給每一個國民。這些主張，在民眾中引起極熱烈的呼應。
極端化的事實催生極端化的輿論。當今的國有經濟改革命題已經被打上了濃烈的意識形態記號。不少人認定，只要有國有經濟，就一定會有壟斷，有壟斷就一定會造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催生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結論就是，中國要成為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就必須讓國有經濟退出歷史的舞臺。
但是，這樣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是值得探研的。若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圍繞於「存廢」而展開，今天就可以預言，必定吵成一鍋粥。自由派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喋喋不休，辯護者灰頭土臉卻寸土不讓。最終必無一個建設性的結果可以達成。
在我看來，非此即彼的「存廢論」，事實上將國有企業的改革臉譜化、簡單化。真實的問題是：國有企業應當如何存在？
回看中國歷史會發現，這個國家其實是「國有企業的故鄉」。自公元前7世紀「管仲變法」以來，政府就開始對重要資源實行專營。到漢武帝晚期，民間對國營政策的質疑就不絕於耳。公元前81年，朝廷專門召開鹽鐵會議討論國有經濟的存廢，六十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儒生激烈地反對國營化政策，他們提出的理由到今天看來仍然存在。比如，國有壟斷「與民爭利」，造成官商勾結，物價沸騰，民間經濟蕭條；再如，國營企業生產和經營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麼不適民用，要麼質量惡劣，各級官吏則強買強賣；又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權貴經濟，形成了一個背靠政權，以國營為名，通過特權而攫取龐大利益的經濟集團。這些儒生沒有學過制度經濟學，但看到的問題已經與羅納德·科斯幾乎一樣。可是，儒生們無法回答為國有經濟辯護的桑弘羊提出的疑問：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這一政治制度是否應該廢止，是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我會在另外一篇專欄中討論），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戰爭的開支從哪裡出？國家的財政從哪裡得？地方割據的景象如何化解？而這三項不正是治國者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最重要課題嗎？
這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桑弘羊之問」，兩千年無解，迄今仍亟待回答。自漢以後的歷代政府從來沒有一個有勇氣消滅國有經濟體系。1998年之後，國有企業通過資源壟斷實現暴利的過程，其實是一次並不陌生的「歷史性回歸」。在沒有尋找到更好的國家治理模式之前，對於以「大一統」為治理目標的中國來說，國有經濟的全面瓦解是不可思議的。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曾揭示說，政治權力制度在更宏觀的層面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正是這一規則的生動體現。
也正因此，近三十多年來，以政策探研為目標的經濟學家大多對國企的「存廢」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去年以來，提倡國企私有化的學者中有不少在當年均有建設性的改革建議，此次表現得非常激進，應該有各自的原因，或許是專業思想的改變，或許是想吸引眼球，或許是急躁所致。一般而言，國企改革的破局集中於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打破壟斷，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是為自由化問題。
即便是倡導憲政變革最積極的楊小凱教授，生前也並不主張國企的私營化改造「搞的太快、太早」，在他看來，「私有化涉及到產權的大的變動，短期內一般會使效率下降，所以應該慎重，而且應該掌握時機。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這裡講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價格，而是實行自動註冊制，讓私人經營所有行業。」
本輪經濟改革在前二十年，基本上是朝著這一方向推進的。在1995年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實施國退民進的改革戰略。可惜的是，1998年之後，國企改革的戰略發生變化，國有資本在從紡織、家電、食品等一百多個競爭性領域中次第退出的同時，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等所謂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地位，這些領域中的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在當年，這一策略仍然被視為「國退民進」，此所謂「退」，並非指國有經濟退出產業領域，而是退縮到產業的上游地帶，以形成寡頭或多寡頭經營的優勢。到2003年初，以國資委成立為標誌，中央企業及省級大型企業脫胎換骨，盤踞於產業上游，與中下游的民營經濟集團構成楚河漢界的對峙之勢，2004年對鋼鐵、電解鋁產業的整頓以及2008年的「四萬億計畫」的「國進民退」運動，便發生在這樣的格局之下。
所以，國企改革的首要課題是破除壟斷，給予民間一個同臺競技的環境。當今的國企集團實力強大，已可以「以一敵十萬」，絕非當年的「劉阿斗」，自應該自信地拆除「護城河」，允許公平之競爭。
第二個層面是國有經濟的治理及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龐大的利益所得。
人們應該都記得，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改革是中國本輪改革開放的第一場戰役，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中央政府就提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畫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基於這一共識，國務院對大型國企率先實施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在整個1980年代，國有企業經營層與上級「婆婆」的關係、與政府的關係、與黨組織的關係，企業內部廠長與書記「誰說了算」的討論等等，無不圍繞著管理制度的變革，進入1990年代，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更是在制度上將這一改革往前推進。然而，到今天，再來觀察卻會發現，強大的中央企業及省級大型企業越來越變成「政府型企業」，董事會制度形同虛設，央企的幹部任命居然是由國資委及執政黨的組織部聯合宣布，企業創造的利潤也絕大部分留存為部門利益，所謂「全民企業」實質已蛻變為「政府企業」及集團利益。
因此，與其糾結於國有企業的「存廢」，倒不如在本次「兩會」上，認真地研究如何改進國企的現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務可以被分解為三個方面：
第一，「政、黨、企三分開」，改變現有的國資委與黨的組織部雙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資人的身份行使權職，將企業決策、經營權還給董事會和管理層；
第二，「全民企業全民分享」，將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資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轉移支付的方式成為全社會的福利；
第三，改變120家中央企業的權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過稅收留成和利潤分享的方式參與利益分配，同時將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於社會保障和公共設施的建設及維持。
早在1948年，在中國遊歷長達十六年之久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完成了《美國與中國》一書，這是第一部以比較研究的辦法、系統性地考察中國問題的作品，在這部成名作中，費正清用大量事實展示了中國問題的本土性，他用忐忑的心情寫道，「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像到的更窄。」國企改革的問題正如睿智而清醒的費正清所提示的，有「必須流經的渠道」，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窄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