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學生大串聯，學校停課鬧革命。
邊疆有邊疆的好處，老百姓還是認為孩子必須送進學校，否則通通變成小野人怎得了？在父母眼裡，孩子進學校也就是進了「公辦保姆院」。
本該7歲上學，這不，毛主席最高指示說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五歲的邊民混進了學校。
課本是紅彤彤的「紅寶書」——一本《老三篇》（內含三篇課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一本《毛主席語錄》。四十多年過去，我仍能大段大段背誦那些課文，特別是林彪副統帥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不背誦毛主席語錄不僅是個學習問題，更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比如你去買米線，先得背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給我來碗米線。」賣米線的也得說：「毛主席語錄，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拿著，你的米線。」
買賣雙方若有一方不背誦毛主席語錄或者背錯了，麻煩就大了，交易自然是立即取消，現場全體人員還立刻組織起一場「批判會」，對你進行「觸及靈魂深處的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
每天早上，廣播喇叭播放《東方紅》，大人小孩一律得到操場上背誦毛主席語錄，叫做「早請示」，然後開始隨著《敬愛的毛主席》樂曲跳「忠字舞」，也就是後來的「廣播體操」。每天晚上，「忠字舞」少不得再跳一次，結束曲則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這叫「晚匯報」。目的都是為了「向毛主席黨中央表忠心」。
半夜三更，毛主席在中南海說了一句話，全國就得起床「領旨」，慶祝「最高指示發表」，敲鑼打鼓大肆熱鬧一番。樂曲《北京喜訊到邊寨》我一聽就犯暈，半夜聽到，會立即揉著眼屎從床上爬起來去操場集合，不是不好聽，條件反射啊。某地還是某國，給毛主席送去幾隻芒果，老人家吃了連連說好，這還得了？芒果頓時身價百倍，成了「果王」，搞得我們這些爬樹亂摘芒果的小屁孩一上樹就雙腿打抖。中國產芒果的地方特少，大部分地方便塑了芒果的塑像加以供奉，70年代80年代我去很多地方旅行，還看到過不少的芒果神像。
有次，毛主席填詞，內有「不須放屁」一句，我們這些小屁孩就整天尾隨著有放屁嫌疑的人，只要聽得一聲響從胯間發出，衝將上去，雙手合十，對著人家屁眼就是惡狠狠用勁一插，高叫著「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不須放屁！」被插的人肛門痙攣連鎖反應至胃痙攣，極其難受，卻又作聲不得，臉色陰晴不定。誰敢違背毛主席語錄？那是殺頭的罪，叫做「現行反革命分子」。我記得那是童年最流行的一種娛樂項目，很有防治痔瘡的功效。
邊民雖是同級學生中年齡最小的，背「紅寶書」可是一點都不含糊，甚至還操練過倒著背，驗證「倒背如流」的可行性。跳「忠字舞」幼稚可笑，但一派天真爛漫，深受老師和大人喜歡。很快，學校就慧眼識珠將邊民選進「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唱唱跳跳到處演出。印象中，扮演過微型版的「小爐匠欒平」「參謀長刁德一」等等，至於演過什麼「正面英雄人物」反而不記得了。這記憶吧，大約跟性格有關，演反派記得牢，那是因為壞人好玩，喝酒吃肉調戲婦女，很人性，下場雖然難免不得好死，畢竟快活過。用毛主席語錄來說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老人家也是引用太史公的話）。我還是覺得「鴻毛」瀟灑飄逸，人生如夢，如鴻毛，多貼切。死成泰山那樣，沒勁，我登過，平原上一個小山包而已，還聯想到左冷禪，越發不樂意。
背誦「紅寶書」遠不能滿足求知慾，太簡單。便去找高年級的師兄們學新鮮東西。老師教著加減法，我已經把乘法口訣背得滾瓜爛熟，除法表也刻在腦子裡。一年級讀完，跳級，直接讀三年級，坐在第一排座位，身後同學個個比我高出一個頭以上。受欺負啊，師兄師姐都來腦殼上鑿爆栗掐臉蛋。
父母帶領一隊「知青」轉移到新的原始森林開荒種橡膠，我又不得不轉學了。
新的學校像個「草臺班」，教室是茅草棚，竹籬牆，四面透風。天上下大雨，教室裡下小雨。全校老師只有兩名，一個教語文一個教算術，包教一年級到五年級，後來知道這叫「複式教學」。
從家裡去上學，走的是彎彎曲曲小道，穿森林河流，翻幾座山。天濛濛亮上路，太陽當頂才進入教室。冬天比較慘，沒鞋子穿，赤腳走山路，露水、寒氣、荊棘之下，一雙腳地圖似的縱橫交叉佈滿裂口。用鐵皮罐頭空盒釘穿些小洞，裝進火炭，拎著去上學，一路走一路甩「爐子」，怕碳火熄滅。走一段停下來烤烤腳板，拔拔刺，舒服之際，高歌一曲《我愛北京天安門》，自我感覺紅小兵跟小紅軍沒啥兩樣。讀到初中，開始有鞋子穿，布鞋，一雙腳有了歸宿，百感交集：有鞋子穿，真幸福，社會主義就是好來就是好，什麼時候亞非拉苦難人民也像我一樣有鞋穿有學上，共產主義就實現了吧？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臺灣骨肉同胞，也能像我一樣吃上包谷飯，那就是解放了。
一生中，最快樂幸福的學生生活，應該就是這幾年「草臺班」學校中度過的了。
教語文的北京女知青王老師是我一生最敬的老師，人漂亮，普通話標準，講故事一流。高幹子女，藏有那年代許多「禁書」，常常拿出來講給我們這些半懂不懂的小孩聽。讀到五年級，老師生病的生病，回家探親的探親，學校只好放長假。來年重開學，再讀五年級，等於讀兩次五年級，跳級也白跳了。要不，14歲就該高中畢業去讀大學，耽擱了一年，人生自然有所不同，此是後話。
1977年恢復高考，我十四歲,高一年級。聽說允許低年級學生報考，科大要招"少年班"。自覺從小神童，積極要求報考。學校領導劈頭蓋臉一頓：別丟學校的臉了！你從初二開始凡考試都交白卷，成績一律零分。向張鐵生學習,自己不考試也就罷了,還專門喜歡幫人作弊，發明不少作弊方法。難道你去考場交白卷或者幫人作弊?值勤解放軍把你拎丟出來,那才丟學校的臉呢。
我喏喏：這不是痛改前非洗心革面要重新做個好學生嘛，正正經經考一回試，為學校爭點光。
校領導：照照鏡子，你考得上嗎？就算考上了，哪個大學會錄取你？看看你的檔案，哪個學期不受處分?政審(政治審查)怎麼過關？別說今年不准你考，明年你最好也不要去考，不要去丟學校的臉。
1977年高考，考期1977年12月，1978年春季入學。全國考生570萬，錄取27萬，錄取率21：1，應屆高中畢業生慘敗。
1978年夏，在西雙版納最炎熱的季節,作為應屆高中生我獲得參加文革結束後首次全國統一高考資格，校方搖頭搖到腦振蕩擔心擔到失眠,還是發給了我一紙准考證。眼見得同學都去報考理科,我乾脆反其道報考文科。老師們斷言我惟一可能考及格的只有語文,原因很簡單:學校教的數學基本上是挖大寨田如何測量,政治和語文專門批林批孔批鄧寫大字報批判稿,英語剛剛開課,26個字母還認不大全,歷史地理則根本不存在這兩門課。如此形勢分析下來,只有語文勉強有點眉目。
進了屬於我的考場，驚詫，清一色"知青"，沒一個應屆生。"叔叔阿姨"的排頭叫將過去，考場裡一時熱鬧起來，熟人真多,兩代人同擠大學獨木橋。每科考試總是早早交卷，被忍無可忍的教導主任堵在考場門口白眼以待：你個白卷大王，早就料到你是故意來出學校的醜，你就不能晚點交卷?我極力解釋做完了所有的題，可惜題目太少，不過癮。教導主任哪裡肯信,說:還好作不成弊，照你那意思，你還有足夠的時間幫別人作弊？
作文應該是我強項,寫大字報批判稿和檢討書訓練出來的。看題：華國鋒主席報告《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太簡單了，不就是寫篇議論文麼，提起筆來，刷刷刷千言揮就，文中引用了"春風得意馬蹄疾""踏花歸來馬蹄香"等名句，那年頭，有幾個人知道古典詩歌啊，大毒草，焚燒完了。自我感覺作文寫得文采飛揚花團錦簇牛氣充天,肯定高分。出得考場，問同學：你們作文怎麼寫的？同學茫然：什麼作文？哪裡要求寫作文了？跑去問老師，老師差點昏倒：考捲上分明寫著"縮寫原文至800字以內"，誰讓你寫作文啦？
作文零分，導致語文不及格,強項成了笑話,對我的心理打擊至今未癒。意外的是從來沒有開過課的歷史、地理居然考出高分，而最討厭的"政治"幾乎是滿分，這出的什麼考題？似乎是專門為嘲笑我而設計的。著名白卷大王居然站在了錄取分數線以上,老師的眼鏡紛紛跌碎,不戴眼鏡的估計眼球凸出得厲害。
等著錄取通知書，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比我分數低的都扛著行李去上大學了。我每天翻開《高玉寶》小畫書，專看高玉寶大吼大叫"我要讀書！"那一頁，覺得這才是世間最好的文學兼美術作品。
學校領導沒說錯，任何大學都不肯要我這號超級劣質學生。翻開檔案一"政審"，心臟不堅強點的人怕是會背過氣去。明年再考吧，沒准考個北大也難說。英語拖後腿，改學日本鬼子話，找了個當年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現在在大學教日語的知青開始學習平假名片假名。作文零分，不信明年還不讓我寫作文。如此一想，反而覺得今年不錄取我更好，前途更為光明。便安心報名參加工作，準備大幹一場，讓單位給我寫個漂亮的"鑑定"，明年"政審"不至於全是污點，總算有個紅點。
剛領了一個月工資，招辦來通知了,我被分配去讀大學專科。跑去教育局抗命：我專門填了不服從分配，憑什麼叫我去讀我沒報志願的學校？招辦冷笑：你不服從分配就永遠取消你的高考資格。
這話無異於核武器，不可抗,只好捲鋪蓋上學。從此再不看《高玉寶》，因為好些年之內我滿心是"我不要讀書！"
1978年，考生580萬，最終錄取估計不超過30萬，像雲南這麼落後的教育水平，錄取率恐怕1%都不到。15歲的我, 就這麼稀裡糊塗成為一名不見得光榮的1978級大學生。
附：《一個拒絕接受致敬的影迷》
導演汪海洋說這是一部「向1977、1978屆高考生致敬」的電影，主演孫海英則放言「好電影不怕沒票房」。不知內地高考為何物的香港大導王家衛不失時機湊上一角「我是力挺《高考1977》的。」媒體報導說點映該片即收穫眼淚無數，可以感動十多歲到五十多歲人群。
作為「被致敬」的1978屆大學生，我很好奇。
「高考1977」注定只能是個沈重話題，電影大約只能按照「主旋律」來拍，否則無法向「國慶60週年」獻禮。不是大片，不是娛樂片，給它加上一條光明尾巴也掩不了那個歷史年代的悲情淒苦。媒體高調吹噓與捧場，我無法理解這是向我「致敬」，反倒有一種你展示苦難讓我們這些曾經受難的人傷口復發心臟再次受創的恐懼，而其他人津津有味觀賞我們的慘痛經歷，如果笑，我會憤怒，如果哭，我還是憤怒，覺得矯情。
他們票房算盤恐怕是這樣打的：50後、60後當然是「1977高考」當事人，進電影院收穫一捧眼淚或撫今追昔唏噓一番，順便把自家80後或90後兒女帶上進行憶苦思甜教育。如此一核計，這電影幾乎「通殺」，不愁票房。
但我不會叫我的90後女兒陪我去看。難道要我教訓女兒：你老爸當年高考多艱難哪，你怎麼不發奮考個清華北大然後留學哈佛耶魯呢？一點志氣都沒有。女兒可能會問：那麼難考，你去湊這個熱鬧幹嗎？不讀大學會死人嗎？如此一來，我只能無語。我無法向她解釋：不會死人，但可能生不如死。
讓80後90後看大銀幕上父母輩們那年代的不幸，是件殘忍的事，關鍵是看了之後並不能使一家人添加任何快樂幸福。我們這些「77、78」受夠了「磨難使人堅強發奮成功」嘮叨，所謂「憶苦」與「勵志」真的有效嗎？我深表懷疑。
如果女兒非要去看這部電影，我想我應該先給她打預防針：千萬不要偶你老爸。你老爸1978年高考中榜，15歲,體重不足40公斤,身高不足150厘米,先天不足兼後天營養不良。這顯然不會是一個快樂驕傲的大學生，今後也很難有一個幸福的人生。
我想我會選擇一個影院裡空蕩蕩的時間場次看這部《高考1977》，最好是只有我一個人，孤獨地接受大銀幕對我的「致敬」。只為「1977」四個字，那年我高一，學校粗暴拒絕了我的高考報名，使我晚上了一級大學。我想對照一下冰天雪地北大荒裡孫海英王學兵他們為高考付出了多大代價，然後我暗自慶幸黯然銷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