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年代，湖南零陵縣（今永州市）五中從縣城遷到雙牌山區的尚仁裡。建校需要勞動力，縣領導從全縣中小學調來了100多個右派，組成勞教大隊。一年後，一個右派在推礱（一種去掉稻殼的農具）時忍不住飢餓抓了一把米吃，被急於邀功贖罪的同伴揭發了。在學校召開的鬥爭會上，老師們踴躍上前對他進行批判。我們地理老師年老、多病、寡言，上課時有氣無力，此時也精神抖擻。鬥爭會後，那個右派遭到一群學生積極份子的拳打腳踢，頭破血流。
第二天，我們聽說那個右派當晚就上吊自殺了。而我們地理老師也元氣大傷，竟至於上課時大小便失禁，往褲管下掉污物。（湖南永州周卓敏68歲）
「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由於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總路線提出後，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例如，提出鋼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糧食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產80％，由3900億斤達到7000億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產50％，由7000億斤左右達到10500億斤。
「大躍進」運動在建設上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例如，全黨全民大煉鋼鐵，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在這樣的目標和口號下，基本建設投資急劇膨脹，三年間，基建投資總額高達1006億元，比一五計畫時期基本建設總投資幾乎高出一倍。積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間平均每年積累率高達39.1％。由於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必然導致瞎指揮盛行，浮誇風氾濫，廣大群眾生活遇到了嚴重的困難。
1960年提出要長期保持大躍進，繼續要求工農業生產達到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對1959年上半年壓縮指標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一味強調反對右傾，要把幹勁鼓足。在各地糧食告急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基建投資、追加基建項目，鋼年產量指標一噸也不能少。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又再度全面地氾濫起來。
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並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由於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認識不夠，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加之毛澤東等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之後，沒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就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上美國（所謂「超英趕美」）。會後，全國各條戰線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確定了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提出1958年鋼產量翻番，作為實現「大躍進」的重要步驟，達到1070萬噸。
會後全國形成了全民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國為滿足毛澤東的意願，把鋼產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但由於技術不合規格，只是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使糧食產量大減，還去把家裡的鐵器丟到爐火中，卻煉成一個個的鐵疙瘩。由於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發日後的天災。其實這些天災都是人為的。傳聞增城挂綠荔枝樹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爐的建築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築拆了，把磚塊拿去建爐，還說文物也要為煉鋼服務。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氾濫。廬山會議後期，由於對彭德懷等人的錯誤批判，在全黨開展了「反右傾」的鬥爭，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造成了國民經濟的重大損失。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