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在蘇俄歷經「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煉的蔣經國，攜妻帶子，輾轉回到浙江溪口老家。一年後，應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之邀，赴南昌出任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新兵督練處長。1939年，日軍進逼南昌，新兵督練處遷往江西贛州，蔣經國轉任贛南行署專員。此後一直到1945年初，步入而立之年的蔣經國在此地大刀闊斧查禁菸賭娼，修明吏治，發展經濟，興辦教育。6年時間，社會面貌大為改觀，人稱「贛南新政」。
初到贛州，蔣經國不期然發現，隨著抗戰局勢的發展，贛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顯，已成為「前方的後方，後方的前方」，是連接東南和西南的橋頭堡。他說，「贛南是一個完完全全適合於抗戰建國的據點……在我就任贛南之初，就下了決心，要克服一切困難，而完成此項使命。」
戰時的贛南，煙賭娼盛行，土匪惡霸作亂，宗族間的械鬥經年不息。蔣經國到任後，迅速出臺「三禁一清」政策，禁菸、禁賭、禁娼，肅清土匪，全面出擊。對於鴉片煙，國民政府原來實行「寓禁於征」的政策，實則變相保護，「特種公賣處」即以省主席熊世輝為後臺，公開販賣煙土，蔣經國限定一年的靳戒期，從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獲煙犯，無論種、運、吸、售，一概處以極刑。有個富商的兒子因偷食煙毒被捕，家屬買通警局，並表示捐贈一架飛機。熊式輝急電放人，蔣回覆道：「電到已槍決，無從挽回。」
為了抓賭，蔣經國親自帶隊，化裝成賣餛飩的小販，搗毀了廣東某中將軍長開設的賭場。原本有恃無恐的地方豪強，一時間人人自危。他還要求：被抓賭徒必須在贛州公園抗日陣亡烈士紀念碑前罰跪3天。當時有一個警備司令的太太被抓，照樣被罰跪，上午3小時，下午3小時，轟動了整個贛州城。禁娼開始，查辦了幾家小規模的妓院，遭到老闆們的軟泡硬頂。蔣經國不為所動，下令停收「花捐」，關閉妓院，同時設立婦女工廠，安排妓女從良。贛州歪風邪氣自此禁絕。
「在贛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經過了974座橋，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條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馬上任，蔣經國腳穿草鞋，遍訪贛南11縣的每個角落。「除舊布新」的重點在於民生問題。1940年11月，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制定了《建設新贛南第一次三年計畫》，蔣經國提出了要在3年內實現「五有」目標：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計畫實施前的贛南，150萬人口中有九成以上是農民，除了礦山開採之外，全區幾乎沒有像樣的工業。蔣經國一方面吸引沿海內遷資本到贛南開辦工廠，另一方面推動成立紡織、碾米、製糖等小型工廠。
1943年11月，美國記者艾特金森在《紐約時報》發表報導稱，蔣經國的改革使得贛南地區面貌一新。此前，贛州只有3家工廠，農耕方法，贛南原本是糧食嚴重短缺的地方，現在的產量已足可供應10個月的消耗量，預計到1944年可完全自給自足。「中國方面的有識之士都一廂情願地高談中國的現代化，卻只有贛南在真正地推行。」艾特金森感嘆道。在他眼裡，贛州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最乾淨的城市。
蔣經國曾多次對部下說，歷代王朝的倒臺，究其原因，主要是吏冶不清明，官員腐敗。為此，他重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幹部，而他最為欣賞乃至引為知己的，是上猶縣縣長王繼春，王為官清正廉明，肯為老百姓做事。1942年底，王繼春積勞成疾，住進省立醫院。因一貧如冼，只能變賣家當治病。縣政府匯去500元治療費，他得知後即令勤務員匯回上猶。院方嫌他小氣，不給他好藥吃。1943年3月，王繼春病逝。在王繼春追悼會上，蔣經國聲淚俱下，宣讀了題為《哭王繼春之死》的悼詞。他認為，王繼春不是因肺結核瘸死的，而是被腐敗的社會吞噬的。他痛斥道：「這個醫院是腐敗的，是今天一個腐敗社會的縮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把活人治死了……人與人之間沒有感情，人把人當作貨物，這到底是什麼世界?這到底是什麼天下?」
受個人成長經歷的影響，蔣經國十分強調在艱苦環境中磨練公務員的體魄和心智。在1940年9月舉辦的幹部講習會中，蔣經國與學員同吃同住，每天4點起床早操。一天，他要求學員赤腳跑到新贛南農場，和農民進行體育比賽。蔣代表公務員第一個出場，和一個老表比賽摔跤，結果被老表摔倒在地。最後一天，學員們凌晨2：40分就吃完早飯，蔣經國帶領大家在大風大雨中集合，跑上了贛縣最高的崆峒山，舉行結業典禮。蔣經國說：「我們這兩星期的訓練，最重要的是洗心的工作….應當每個人反省自己是否把心洗乾淨了，是否有了潔白的良心……贛南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有的就是我們新的政治作風。」
蔣經國主政贛南以來，外界評價甚高，有「戰後政治看贛南」的說法，蔣介石也有耳聞，曾經拍發電報說：「兒任專員已足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讚譽聲中。蔣經國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在《東望章貢合流》中，他檢討自己短處多於長處，故而造成了過失多於成就。他說，自己在贛南得到了許多做人做事的經驗，但是有許多經驗，卻付出了使人民受苦的代價，因此。他一方面時時不安，同時也「因此而尊重此種經驗，並思用之於來日」，力求在將來服務期間，減少錯誤，使人民能夠得到真正的利益。
綜觀蔣經國一生，作為一地之行政長官，前有贛南，後有臺灣。他所說的「思用之於來日」，今天看來，正是臺灣。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蔣經國傳》作者陶涵認為，贛南經驗為蔣日後主政臺灣提供了諸多借鑒。
1972年，蔣經國就任臺「行政院長」，「蔣經國時代」由此開啟。1973年，在國際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蔣力排眾議，推行「十大建設」。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大型建設項目，為臺灣經濟的騰飛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裡，蔣經國與時間賽跑，加速政治改革。臺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經濟改革，脫離不開蔣經國贛南時期的執政實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蔣經國基本上是執行蔣介石的政治理念，1972年以後開始顯露個人獨特的執政理念。一方面，他啟用了一些青年才俊和技術官僚，使政治風氣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和贛南時期一樣，他深入民間，走遍了臺灣的縣鄉鎮。在經濟方面，臺灣十大建設帶有明顯的計畫經濟烙印。而在1940年的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上，蔣經國就曾經提出要在贛南建立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異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在於我們是有計畫的。」
蔣經國生前認識的民間友人，談起這位對臺灣發展影響深遠的總統時，經常提起蔣經國深入基層，廣聽民意後，迅速形成政策的風格，如此的行動力值得政治人物借鏡。黃斌璋談到昔日與蔣經國相識的往事時，滔滔不絕，眼神中還露出往日風采，他最肯定的是蔣經國果斷的效率。有一年，蔣經國希望瞭解農民的生活，當年擔任大溪鎮長的黃斌璋表示，「說實話，現在農民的生活跟一級貧戶沒有兩樣」。蔣經國納悶地說，「為何會如此？」黃斌璋說，農家的生活很苦，稻米收購價格不高；有些農戶生活比較好，那是農家子弟到外地工作，賺錢貼補家用，根本不是務農所得。蔣經國接著到附近幾處農田和四合院與農民聊天，發現問題的確很大。1、2個星期過後，政府宣布調高稻米收購價格，黃斌璋說，「這就是行政效率！」黃斌璋還回想蔣經國對他說過的話，「鎮長就是土地公，土地公就要帶我去看最真實的民間生活」，也由於蔣經國的直率，讓他有機會反映基層的聲音。
桃園大溪黃日香第三代傳人黃文彥說，當時的大溪鎮長希望可以有一條橋供大型車輛通行，結果短短不到兩個月，大溪對外的武嶺大橋就有工程單位開始測量準備施工。蔣經國在南投的友人張讚盛過世20多年，但他的兒子張俊敏回憶說，中潭公路拓寬案核定前，蔣經國曾在到訪張家時，詢及張讚盛有關路線的問題，由於北山村原路段兩端都是下坡，其中一邊又是急轉彎，附近的北山國中小學生上下學面臨交通安全威脅，若能改走外環將可降低車禍發生。
沒過多久，當時的交通部長林金生實地探勘，經評估認為張讚盛建議比原規劃路線好，最後北山段敲定改走外環，後來證明這樣的改變是有必要的。張俊敏說，蔣經國在基層探訪民瘼、討論問題時，傾聽民眾的意見，並很快成了決策的思考方向，值得當今為政者學習。他並感嘆說，很多官員雖然學到他的親民，但沒有學到蔣經國的果斷、效率。
蔣經國在屏東恆春的民間友人龔新通，直稱這位平民總統「伊是正港的領導人！」(他是真正的領導人)。民國63年5月，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到恆春視察，當時擔任恆春鎮長的龔新通蹲在地上畫圖，為蔣經國簡報，訴說興建後壁湖漁港的重要性，沒想到蔣經國也蹲下聆聽，並交代當時的省主席謝東閔「就用中美基金去做」。這就是經國先生厲害的地方，他做決策永遠都很快，而且在行動中做決策。——龔新通對蔣經國敏銳與馬上解決的果斷力印象深刻。
蔣經國曾以步行方式，從鄉公所一路走到菜市場，並與沿路民眾打招呼致意；甚至穿著汗衫拜訪漁民，那時，後壁湖漁港有22間漁民草房，蔣經國交代要蓋漁民的國民住宅，好讓漁民在漁船回航後有好的房子可以住。「一斗米多少錢？」則是蔣經國到菜市場巡視過程中所考問的問題，蔣經國認為，「擔任地方首長，要瞭解百姓的動態」，龔新通從此以後都特別留意民生物資價格。與蔣經國互動過程中，龔新通擔任公職一點都不敢懈怠和馬虎，「經國先生這麼賣命的為百姓服務，我也要像他這麼賣命，不能說把他的言行當座右銘，而是一種感召。」
蔣經國主政時期，套用狄更斯《雙城記》裡的話，「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壞，因為臺灣退出聯合國，原來的友邦紛紛轉向大陸，最後連臺灣依賴最深的美國也投向北京，臺灣的國際生存環境十分艱難。好，臺灣當時還是一個低開發地區，有很多事情可做，做出任何一點成績，都能得到民眾的讚揚與支持。內部的強固，可以抵擋外部的衝擊。於是，蔣經國開始了他在臺灣的大事業。首應提到的，是「十大建設」，包括高速公路、國際機場、港口、鐵路電氣化、大鋼廠、大造船廠、石化工業和核能電廠等等。有些項目，今天看來也許無甚了得，但在40年前都算先進事業，為臺灣的工業化、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在推動「十大建設」的過程中，有些事可見蔣經國用人行事風格之一斑。譬如，他徵召開紡織廠的企業家趙耀東籌辦大鋼廠，趙說，不是他不願幹，而是沒法干，因為大鋼廠雖屬首創，但仍是「國營事業」，用人用錢都要受「國營事業管理法」的約制。他按照官定的待遇延攬不到第一流人才，他按照官定的標購程序也買不到第一等材料。蔣經國當機立斷：大鋼廠可特准不受現行法規約束。
趙耀東有位「把兄弟」是煉鋼專家，趙登府請他出山相助，對方抵死不從。趙噗通一聲雙膝跪下，您不答應我就不起來了。對方也跟著跪下，算我對不起您，給您賠罪了。兩位「半百老翁」相對而跪半小時，趙耀東贏得「最後勝利」。
趙耀東從此以廠為家，身先士卒，用人唯才，採購物料絕不接受關說、收取回扣。大鋼廠成為臺灣最賺錢和最有效率的公營事業。趙耀東後來擔任過「經濟部長」和「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退休後在養老院終老。蔣經國政府中有很多財經大員，如李國鼎和孫運璇等人，都擔任過經濟部長、財政部長或行政院長，對建設臺灣貢獻卓著，他們退休後，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手無股票，住在公家宿舍，靠政府一點顧問津貼過日子。
蔣經國的施政原則，政府幫助企業界賺錢，但官員不能和企業家「打成一片」，以維政治風氣之清明。他不是只要求別人，而是自己也以身作則。當時有位立法委員，是他莫斯科大學同學，平時會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此公應一銀行之請，掛名擔任董事長，蔣立即與他劃清界限，不再往來，以免外界猜測他與金融界有何瓜葛。蔣經國深知金融業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財政部長」徐立德接事時，蔣叮嚀他，凡事都要想到百姓的生活。後來一家有銀行性質的信用合作社出了問題，前後任「財政部長」徐立德和陸潤康雙雙解職。在蔣經國主政下，「十大建設」加上「新竹科學園區」，使臺灣工業在世界市場建立了地位，國際社會稱許臺灣創造了經濟奇蹟，臺灣也進入「東亞四小龍」的行列。
蔣經國晚年對中國人真正的大貢獻，是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從此打開了兩岸隔絕數十年的通道，也才有往後的三通、海協和海基兩會的對話、九二共識，以及和平發展的演進。臺灣TVBS電視臺曾做過一次廣泛的民意調查，問大家誰是他們心目中最好的領導人，結果蔣介石得票9%，蔣經國得49%，李登輝12%，陳水扁8%。常被人誤解有「省籍情結」的臺灣本地民眾，給李登輝的支持度不到蔣經國的四分之一，給陳水扁的只是蔣的零頭。
治國如河中操舟，免不了有灘湍之險，就端賴舟子的嫻熟技巧。舟子要有好技巧，首先要時時想到這條船。作為一名划船人，蔣經國似乎很在意這條船和船上的乘客——不管他是基於什麼原因。也有人說，蔣經國不可能不想到自己未來的歷史定位。夠資格作此想的人不可忘記：歷史對他的任何記載，都是他自己寫上去的。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教授王鐵群在《炎黃春秋》撰文說，臺灣從威權政體轉變為憲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結果，但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
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總統」，成為臺灣地區集黨(此前已任國民黨中央主席〉、政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強人」。蔣經國可以像一切專制者或威權者那樣，握緊「槍、筆兩桿子」，利用軍警憲特鎮壓一切異見人士，固守「基業」，享盡特權。事實上，蔣經國在上任「總統」的最初幾年仍實行威權政治，在繼續振興經濟、厚植「國力」的同時，繼續白色恐怖，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但是，蔣經國沒有陶醉在臺灣經濟的騰飛和一呼百應的感覺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蔣經國在「國慶」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向歷史交代」的講話，表示要對歷史、對十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代。1987年5月，副「總統」李登輝向應邀訪臺的美籍學者楊力宇提交了蔣經國「總統處理國家大政決策的基本原則」：一、一切作為向歷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譭譽，而在於將來歷史上的評價。二、因應現實情勢所作成之決定，常不受他人之影響左右。三、企圖建立制度，求國家之長治久安，不求一時之方便。正是這種向歷史交代、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使蔣經國力行政治革新，領導了一場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利器，是現代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臺灣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於1946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該憲法遵循主權在民的理念，明確了公民權利的保障，規定了五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權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國民黨當局在臺灣長期「戒嚴」，使憲政受到很大束縛。蔣經國晚年多次強調要尊重憲法，依憲治國。1979年12月10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強調，實行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應走的大道，必須繼續向前邁進，決不容許後退。1984年3月蔣經國連任「總統」後表示：「當秉承憲法及大會賦予之職責，為國效命，為民服務」。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說：「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他聲明：切按憲法行事，不允許任何違憲行為。據《國民黨下臺內幕》一書透露，1985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主持行憲紀念大會等三個會議聯合典禮時，突然離開預先準備好的講稿說：「現在，有兩個問題，經國想做一個明確的說明：第一就是，總統繼承者的問題……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第二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向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蔣經國還強調，要保障憲法前提下的公民集會、結社、組黨權利。1986年10月7日他對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說：「我們向來都理解人民有集會及組織執政團體的權利。不過，他們必須承認憲法，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制定的‘國家’體制……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我所指的是‘台獨’運動，如果他們符合這些要求，我們將容許成立新黨。」當時在現場傳譯的馬英九回憶說，當他把蔣經國所說的「開放政黨合法登記」等關鍵詞翻譯給訪客時，他好像觸電一樣，產生了一種「我們正在改寫歷史」的強烈感覺。
1986年3月底，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張，強調「要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革新」。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動黨務革新等。臺港輿論界一致認為「國民黨以今春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為契機，也下了求變的決心」。毫無疑問，這些「新政」的實施，必會推動國民黨向現代民主政黨轉型。不解、懷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蔣經國在一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上明確作答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蔣經國努力順應時勢和民意這一點，對其屬下影響至深。宋楚瑜回憶說「跟隨經國先生14年，有幸與聞機要，參與變革，我所學到與體認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為政者要從民眾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要光從政府或政黨的角度看問題，政府不一定全是對的，民眾的聲音常有它的道理。我們只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理解問題，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順利推動；並得到民眾肯定。」
晚年蔣經國的眼界已超越了個人、家族、黨團利益，用其手中之權努力推動社會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在臺北正式成立，因當時「黨禁」未開，民進黨從程序上屬於非法。一些國民黨要員要求對民進黨施以鎮壓，情治部門也向蔣經國提交了抓捕名單，但蔣經國沒有批准「抓」、「殺」，他忠告這些人：「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他強調：「應採取溫和的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定為念處理事情。」他指出：「黨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針、原則不能因客觀情形的變化而改變，必須維持下去。蔣經國默認民進黨成立，這是臺灣政治轉型的重大突破點，對此，一些人是難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再次強調：「個人的生死譭譽並不足惜，重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命脈。」「凡執政黨同志，應以中國國民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的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憲政更充實、更完美」。
蔣經國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觸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權，招致種種反對和阻力。在蔣經國簽署解除「戒嚴令」前後，國民黨內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擔心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國民黨會否丟掉權杖？會否就此亡黨？會否「天下」大亂？……「國策顧問」瀋昌煥提醒蔣經國：「這樣做，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淡定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還說過：「世上沒有萬年的執政黨，即使被人民選下臺，將來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在2000年大選時，國民黨被多數臺灣民眾拋棄，成為在野黨。國民黨下臺後，經過痛定思痛，割癰去疽，在2008年被臺灣民眾重新舉上執政之位，驗證了蔣經國的預言。
蔣經國不僅有上述政治轉型的基本思想，而且採取了一系列政治轉型的措施，推動了臺灣社會的政治轉型。為了推動政治轉型，蔣經國根據對「政治革新」的態度調整領導成員，提升開明派力量，這一措施減少了中常會內部對「政治革新」的阻力，為政治轉型創造了決策層條件。要實現政治轉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設立專職機構，加強民主研究，指導民主實踐。蔣經國從中常委中選出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谷正綱、黃少谷、俞國華、倪文亞、袁守謙、瀋昌煥、李煥、邱創煥、吳伯雄12人，組成「革新小組」，專門研究「政治革新」。蔣經國要求他們：「先選擇最重要的來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1949年5月臺灣當局和臺灣警備司令部頒布「臺灣地區緊急戒嚴令」，規定「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佈謠言」等。蔣經國指示「革新小組」：「戒嚴問題應列為第一優先」，「應朝解除戒嚴及准許新黨成立的政策方向前進」。1986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根據蔣經國提議，以舉手錶決方式通過「解除戒嚴」決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公布施行「國家安全法」，同時正式解除在臺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蔣經國指出，「‘解嚴’將使臺灣邁向一個更民主、更自由、更進步的時代。」
解除「戒嚴」，是保障臺灣人民的權益、實現臺灣民主化的關鍵措施。恢復民眾結社自由權力，准許成立包括政黨在內的政治團體。據宋楚瑜回憶：「當黨外運動崛起，經國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開始介人與黨外和各種反對勢力溝通。蔣經國在接受聯邦德國記者採訪時，公開承認黨外反對運動對社會進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蔣經國對美國記者表示國民黨已在研究開放黨禁問題。1986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在通過「解除戒嚴」決議的同時，通過開放「黨禁」決議。正式解除「戒嚴」、「黨禁」後不久，臺灣就有60多個政治團體申請註冊成立政黨(其中20個獲得通過截止到1991年底，登記註冊的社會團體多達137個，未登記的黨派和政治團體也為數不少。
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戒嚴」期間，這些自由在臺灣地區並沒有完整履行。蔣經國主政後對媒體界較為寬容，《八十年代》《美麗島》等黨外政論性刊物都被允許出版。1988年元旦亦即蔣經國過世前13天，在蔣經國的指示下，正式解除「報禁」。從此，自由媒體不再被視為起鬨鬧事、「動搖國本」的「亂源」，臺灣進入全新的資訊流通時代。到2007年9月，臺灣擁有報紙2273家，廣播電臺178家，通訊社1260家。到2010年7月，雜誌達7088家。1990年臺灣允許私人開辦有線和衛星電視企業，至2005年臺灣已有63個有線電視系統。……
為適應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後的新形勢，必須改進國民黨的工作，把國民黨轉型為現代政黨。蔣經國強調「黨務革新」是「政治革新」的關鍵，而「黨務革新」的重點，「最要緊的是放棄自私自利的觀念，糾正心理上的錯誤」；在蔣經國努力「提高黨的競爭能力」的要求下，國民黨從思想、觀念、組織、訓練等各方面進行了重新規劃和改進。國民黨「置之死地而後生」，今天已脫胎換骨，成為新型政黨。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後，由他開創的政治轉型事業繼續深人。1991年4月，臺灣制訂了「憲法增修條文」，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5月，廢止了「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1994年12月，省長及臺北、高雄市長直選。1996年3月，首次「總統」直選。
今天的臺灣，民主競選、分權制衡、輿論監督、結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稱為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