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縣委召集各鄉鎮書記會議核實產量，把產量問題上綱到擁護總路線還是反對總路線，批評有的黨員「離右派只有50米」。
東陳鄉鄉長賀正瀾先報畝產670斤，聲明根據鄉幹部試驗田推算。此公原是縣供銷社副主任，曾與我同事，性格內向，溫文爾雅，說話慢吞吞，不會吹牛，林海鄉不甘落後，報700斤，丹城鎮報750斤，半路跳出農業無名小卒以漁業為主的爵溪鎮報800斤，超過丹城鎮。丹城鎮委書記坐不住了，起身到縣農業科辦公室一轉，就向主持會議的縣委副書記王化祥說，上午鎮裡全面清倉核產，畝產量增加到860斤。
這樣的你追我趕，還不能使縣裡滿意，要求回去再進行一次認真核產。但核來核去不如人意。縣委決定以搞運動方式在全縣範圍內開展「反瞞產」鬥爭，區為單位集中合作社支部書記辦學習班。
南莊區學習班，放在區委叫「小東洋」的一座大房子裡，集中農業社書記和黨員共60餘人。大查合作社與生產小隊的瞞產行為，採取人人過關辦法，對思想不通者小會幫，大會促。
東陳鄉馬崗支部書記康祖行是有名的「犟癩頭」，思想不通，被宣布「隔離反省」，關押起來，該鄉一名黨員被開除黨籍。強迫命令之下，各社不敢再堅持，乖乖地在黨委確定的產量表上簽字，南莊區早稻一季畝產上了800斤，為以後高徵購埋下伏筆。
接下來浮誇之風借「拔白旗」「插紅旗」越刮越猛。何謂「拔白旗」？誰要是對大躍進高指標懷疑就組織上採取措施，撤職。而誰能跟著浮誇的，提拔到領導崗位，叫「插紅旗」。
廣播、報紙天天宣傳「一天等於20年」。科學家錢學森在6月16日《中國青年報》撰文稱：「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畝田上的太陽光能30％，稻麥畝產量就可達到4萬斤。」接著6月30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河北安國南婁底鄉卓頭村畝小麥畝產5100斤，放了第一顆「高產衛星」
《人民日報》又報導：湖北麻城溪河鄉第一農業社早稻畝產36960斤。一時丹城街頭「學麻城、趕麻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標語鋪天蓋地，全縣召開四級幹部大會號召「實現畝產噸糧縣」《人民日報》又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一塊試驗田稻穀畝產130434斤10兩4錢，更離奇的是9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副總理兼外長陳毅《廣東番禺縣訪問記》說他親眼看到了這個縣畝產蕃薯100萬斤、水稻畝產5萬斤。糧管所每年要收購蕃薯運往城市供應居民，一個麻袋只能裝90至100斤，100萬斤就得裝1萬餘袋，若堆到一畝田（666平方米）上有二層樓那麼高。
學習時我說過不可信的話，當時大家和我一樣認為是吹牛，不料以後因此惹禍，此為後話。
《人民日報》不斷發表社論，大批「條件論」，鼓吹「人定勝天」，繼續為浮誇風推波助瀾，縣委要求各區、鄉書記挂帥「移苗並丘」放衛星，即把別處同一品種已孕穗的晚稻移植到一塊施有大量基肥的田裡，密密麻麻挨在一起。說是「最大限度利用太陽能多株多穗出高產」。不許社員反對，強迫命令搞了很多「移苗並丘」，大片本來長勢最好的稻子被集中到一塊田，釘上木牌，寫上××衛星田。
像山縣委的衛星田在南莊白鶴廟農場，移苗完成後，在沉甸甸的稻穗上，坐著一位小姑娘以示這塊稻子產量之高，照片向各新聞單位發出，記者是朱華庭，後來老朱說「下面放了凳」。其餘各鄉的衛星田，都照縣委的樣子。由於植株密不透風，莖葉發黃，發動眾多女社員，手執芭蕉扇「扇苗通風」，終因違反事物客觀規律而受懲罰，全部腐爛，顆粒無收。
明明已經勞民傷財，雞飛蛋打，還要猛吹牛皮。大徐區農業書記樊敬道的「衛星田」，在沒有腐爛時，報了畝產2000斤。縣裡王副書記就說，你的名字就是「萬斤稻」（樊敬道諧音），就報1萬斤吧。像山最大的一顆衛星是牆頭區委書記葉樹春的畝產16萬斤。
在大躍進大浮誇的凱歌聲裡，10月1日像山全縣農民敲鑼打鼓迎來了全面公社化，38個鄉鎮全部撤銷，從南到北劃分為9個公社。丹城鎮、爵溪鎮、南莊區，加上大徐、牆頭等4個鄉，組成全縣最大的像山人民公社，後改稱丹城公社，共12個管理區，108個農業合作社改稱為生產大隊，2.8萬戶，8.6萬餘人，9萬餘畝土地，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結合。
10月4日寧海象山兩縣合併，撤消寧海縣，稱像山縣。縣治從丹城遷往寧城，公社辦公先在孔聖殿，半年後遷至城隍廟孤兒院（今縣黨校），糧管所並入丹城公社稱公社糧油部（對上仍稱糧管所），辦公在青草巷。我被宣布任糧油部副主任，公社書記董方祥（縣委常委），另有三名副書記分管農業、商業、副業。
主任牟洪緒不久調任縣工業局，我的老同事賀正瀾為公社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黨委委員。取消自留地，不准個人養家禽、家畜，為防止社員私自宰殺吃掉或到市上出售，大隊派出專門捕雞隊拿著網具挨戶捕捉（公社成立牧場），以生產大隊為單位辦起公共食堂，所有用具除一部分新添，到各社員家裡拿。
各戶的灶頭大部被扒掉，拆下磚石給食堂壘灶，米甏水缸都集中到食堂。社員家裡的口糧、種子歸大隊倉庫。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生產軍事化，小隊是排，大隊稱連，管理區叫營，公社為團。取消按勞分配，實行八個不要錢，即吃飯不要錢，吃菜不要錢，理髮不要錢，穿草鞋不要錢，孩子讀書不要錢，婦女分娩進產院不要錢，到縫紉組補破衣不要錢，老人死亡棺材不要錢。各生產大隊男女社員由公社統一發工資，正勞力每月8元，半勞力每月4元（只發2個月，公社財政不支，停發）。
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勞動力、資金、生產資料與物資，公社有權「平調」（通稱一平二調），如爵溪管理區漁隊到像山港養殖海帶，需用大量木材、毛竹，憑公社一紙通知，可從沿港的牆頭、亭溪兩管理區隨意砍伐、取用，甚至幾百個養海帶社員睡的鋪板也向社員家裡取用，有的還把人家壽材板也拿來了，真是到了共產主義，一切都歸公了。
每個食堂選派成分好的人擔任炊事工作，大隊書記挂帥。食堂與食堂之間開始競賽，集中農村做點心好手，保證食堂餐餐有紅豆團、年糕、湯果吃，公社常召開現場會，互相觀摹，比誰家食堂飯香菜美花樣多。社員們在這股共產風裹挾下，也確實興奮異常。生產有領導，吃飯在食堂，工資發現鈔，真以為到了共產主義。
但是幾千年小農經濟私心一時難改，「一大二公」與我關係不大，出現干農活偷懶粗放，出門一條龍，每人只背一把鋤，集體的犁、耙沒有人拿，推來推去得由小隊長一人背。「人頭不到齊，鋤頭拄肚皮」，聽到食堂鐘聲，馬上放下農活，成了一群蜂。
那麼放開肚皮吃飽飯又是如何呢？據說長街公社有一社員因吃了太多的糯米飯撐死了，我沒親眼看到。但一次在南莊管理區洋心大隊食堂，嚴重浪費卻是親眼所見，已是下午兩點鐘，還有幾十個社員在天井裡亂哄哄等飯吃。支部書記王德明是個癩子，頭上無毛，卻淌著黃豆大汗珠，正在從大鍋裡把糯米飯扒到一隻大木桶裡去，頭上的汗珠雨滴似的滴進了飯桶，對我抱怨說：「這些人真不識相，今天吃糯米飯，第一批人吃飽了，後來的人還未飽，再煮。等後來的人吃飽了，先吃的人又喊沒飽了，於是又煮，一直煮到現在。」我說已經兩點多鐘，一直煮到吃晚飯吧！下午不出工了？令他恍然大悟，大吼一聲，不煮了！才攆走一些胡鬧的人。
公社還印製了可在全社108個大隊食堂通用的「流動飯票」，由各生產大隊統一領取，供社員公出等使用，每逢丹城市集，四面八方的社員大家先去東、南、西、北門各大隊食堂巡視一遍，哪一家食堂飯菜好，就一齊擁向這個食堂就餐，把飯菜一掃而光，為此經常有人打架。作為基層糧食工作者，肩負著統購統銷，保證「軍需民食」和安排社員生活雙重責任。糧食是寶中之寶，面對浪費憂心如焚。據我們掌握的生產隊完成徵購指標後留下的口糧實際庫存不足半年，經不起如此浪費。
在一次縣糧食局召開各公社糧管所長會議上，我說了食堂浪費糧食和某些社員吃飯比賽等不良現象，被財貿部某領導斥為「懷疑人民公社優越性」。糧食浪費不僅表現在消費，還表現在收穫方面：1958年下半年，忽然傳達中共中央要「三年超英、七年趕美」，全民煉鐵，大搞「小土群」，像山城鄉大街小巷、學校操場、菜市場、生產隊晒場都是用磚頭壘起來的小高爐，到處是亂哄哄的滿臉塵灰煙火色的人群，我也被指定擔任一座小高爐爐長，五天五夜不合眼，煉不出一點鐵。公社要求每個生產隊白天黑夜地幹，但就是不出鐵，命令社員把家裡廢鐵都上交，人人上山找礦石，砍伐樹木，誰不服從就是反革命。
報紙上說全國6億人口，投入大煉鋼鐵勞動力超過1億，丹城公社當時號稱3萬人上陣。時值秋收，勞動力不夠用，命令開夜工。被「小高爐」搞得精疲力竭的社員，把玻璃小方燈掛在稻桶上，都去田埂上睡覺，管理區幹部登樓瞭望，田畈上燈光閃爍，以為都在勞動，結果有很多稻子和蕃薯爛在地裡，有的甚至堆在路邊沒挑回來任其腐爛。有一首民謠：「日夜小高爐，山上樹斫完，田裡稻爛完，家裡鍋砸完。」丹城公社8萬餘人，在身不由己的大浮誇共產風裡度過了19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