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25日0點25分，葡萄牙里斯本的無線電臺突然播出了一首名叫《高山頌》的歌曲。這首曲子暗藏玄機，是推翻獨裁者M.卡埃塔諾的軍事政變的信號。這場政變進行得十分順利，沒經歷什麼抵抗，就結束了曾經以類似政變而登上政治舞臺的獨裁政權。政變後持續了約18個月的動亂，最終親民主的一方取得勝利。
在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造膠著之際，毗鄰的西班牙正以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進行著20世紀世界上最順利、最和平的變革。1975年大獨裁者佛朗哥壽終正寢，他生前指定的繼承人——前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孫子胡安•卡洛斯成為西班牙國王。戲劇性的是，佛朗哥將世界上最後一個法西斯獨裁政權維持了36年，他的繼承者卻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年僅37歲的卡洛斯即位第二年，便任命青壯派蘇亞雷斯為首相，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民主化改革。1977年，西班牙舉行了40年來首次議會大選，1978年頒布了新憲法，整個民主化過程幾乎兵不血刃，僅用了不到7年的時間就實現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變革」，堪稱民主化成功的典範。
以不一樣的方式，完成民主轉型，葡萄牙和西班牙可謂殊途同歸。這兩國的民主化改造亦成為襲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發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巴爾幹半島上的希臘緊隨其後，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亞洲的菲律賓、韓國、臺灣等不約而同推動了民主化進程，這股浪潮最終在八九十年代匯成大觀，導致波蘭、匈牙利、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蘇聯等國發生了劇變。
關於民主化浪潮，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著名觀點是：世界近現代史上有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源於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第二波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波始於20世紀70年代。在這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有100多個國家建立了民主政權，雖然不同國家因歷史、政治、文化背景差異，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各有千秋，效果不同，但也正因此，令世界民主這一大勢所趨有了形形色色的樣本——成，可參考借鑒；敗，可引以為誡。
縱觀近代世界各國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方式，大概可以歸為如下類型。
外來力量推動型
這類國家的民主轉型往往得益於強大的民主國家對其進行了民主化「外科手術」。作為當今世界上實行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國家，美國不僅甘當「世界警察」，對「國際醫生」這一角色也樂此不疲。二戰後美國的民主路線延伸至亞歐、中東，對諸多國家的民主化改造產生了直接或間接影響。以日本為例，二戰後，美國單方面接管日本，太平洋陸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出任駐日盟軍最高司令，成為日本民主化「外科手術」的操刀者，他要讓一個全新的日本「重新站起來」。1945年10月4日，盟軍總部發出關於日本民權自由的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對政治、公民和宗教權利的一切限制，廢除一切鎮壓和壓製法令，釋放一切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犯，取消一切新聞檢查，解散一切鎮壓機構和憲兵隊。接下來的大手筆是修改憲法和擴大選舉權。麥克阿瑟讓助手惠特尼主持修改日本憲法，其中必須堅持的原則是：天皇皇位世襲，但不行使權力；日本不再擁有軍隊和交戰權；廢除封建制度，貴族特權只限於尚在的一代。經過一系列民主化「手術」，麥克阿瑟成功地將西方民主植根到日本本土傳統政治文化中，消除了日本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為其日後走向現代化奠定了社會政治基礎。
在西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依樣畫葫蘆積極地將自身的民主制度模式複製到西德，令民主之風大行其道。而韓國、墨西哥、東歐各國的民主轉型背後，美國亦成為最有力的推手，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2003年推翻薩達姆政權後，美國仍希望以德日的改造為藍本對伊拉克進行民主改造，十年過去，由於歷史文化的差異，伊拉克的民主化之路道阻且長，可謂任重而道遠。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種子已經在伊拉克種下。
內部矛盾觸髮型
此類國家往往因一件突發事件或重大的矛盾、危機而促成國家從威權轉向民主，其實質是長期積鬱的深層次政治、經濟等矛盾，一觸即發，一發則不可收拾，不成功，便成仁。
由內部矛盾的觸動而引發國家轉型有多種情形：如羅馬尼亞因一名批評獨裁者的牧師被捕激發了上萬人遊行，在中央廣場上一聲「打倒齊奧塞斯庫」引起萬千齊鳴最終導致了齊氏獨裁政權的倒臺；2010年12月，一名突尼西亞小販的自焚令萬民激慣，一股作氣將政治強人本•阿里拉下了臺；印度尼西亞的轉型則是因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爆發的連鎖反應，最終導致蘇哈托32年獨裁的軍人政權在3天之內垮臺。還有的情況是，國內矛盾的激化，民意迅速傾向於原本勢弱的反對派，在有組織的反威權運動下，把國家拉上民主化的軌道，典型的代表是前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因社會矛盾加劇於1980年爆發了規模空前的大罷工，團結工會登上政治舞會，並於1989年取得合法地位，繼而在大選中勝出，通過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波蘭成為了東歐劇變中的領頭羊。總之，形式多樣，不一而足。
內部矛盾的觸髮帶來的國家轉型形式多樣，效果也不一而足。有的一蹴而就，如羅馬尼亞，印尼，埃及等。也有少數出現了倒退，如奈及利亞、蘇丹等。有的則經歷著一定時間的持續對抗，如利比亞，敘利亞等。但民主之勢浩浩湯湯，轉型往往給鄰近國家帶來示範，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從20世紀末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捷克、斯洛伐克等爆發的一系列顏色革命，和2010年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給阿拉伯世界帶來的震撼和巨變可窺一二。
執政者理性轉變型
享廷頓曾將「執政的精英領頭主動改革而實現民主」視為國家轉型過程中的優選，因為變革所引起的社會震盪最少，付出的代價最低，是最為可取的方式。當然這個代價低可以說是相對而言的，這種由下至下的民主化轉型更多的是需要執政者有破繭重生的決心，刮骨療毒的勇氣。
曾經令中國亦步亦趨的老大哥前蘇聯，以及與大陸一衣帶水的臺灣的民主轉型都是由上層建築破釜沉舟，銳意推行的。至今，臺灣的民主化轉型頗為國人稱道，但在民主化之前，臺灣實行的是蔣家王朝威權政治，臺灣的民主化之路經歷了不少腥風血雨。而強有力的推手卻是由世襲的威權統治者蔣經國來扮演的。自六十年代開始，蔣經國已經開始了對國民黨自身的改造。蔣經國深解「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而民主憲政，是臺灣走向光明未來的唯一出路。在執政的最後歲月裡，蔣經國加快了臺灣民主化的速度。1986年4月，蔣經國指定國民黨中常委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等十二人組成專門研究和平民主轉型的「革新小組」，要求他們「先選擇最重要的來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黨內競爭選舉、取消「戒嚴」、允許民眾自由組黨「、國會」全面改選、解除「報禁」，臺灣在民主憲政的路上邁開了大步。蔣經國的繼任者、並在1996年成為臺灣第一位民選總統的李登輝畢生致力於憲政改革，成為90年代促成臺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
位處拉丁美洲的巴西與我國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都是所在大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為金磚五國成員。巴西的民主化改造也頗有代表性。20世紀70年代末期，第三次民主浪潮湧入拉美，執政的軍政府感受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銳不可當之勢，內部了一些人開始探討由威權體制向開放的法制的民主的政治體制過渡。軍政府推行了政治「減壓」計畫，啟動政治開放，修訂憲法、實行了多黨制和聯邦制、放寬自由，舉行大選。巴西的民主化改造雖然並不徹底，但成績顯著，算是開了好頭，將來的路子相信會越走越寬。
三次民主浪潮，一百多個國家的轉型，涵蓋了人類可羅列的各種體制類型和影響因素，可見民主並不是西方獨有的普世價值，無論是從橫向還是縱向比較，足以昭顯大勢所趨，並有得失可鑒。所以，現在擺在中國面前的，不是該不該轉型的問題：我們的人民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中國的經濟已跑步前進到世界第二的名次，而中國人的法制觀念在加強，民主訴求愈發強烈。至於人民的素質低不適合民主更不成為理由，我黨當年就是打著民主的旗號把人民群眾號召到鞍下的。因此目前亟待解決的是怎樣轉型的問題。
亨廷頓眼中的上選之路，我黨不妨一試，即由執政黨進行有序的有組織的轉型。可參考借鑒臺灣、巴西等經驗，加強政治改革力度， 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國。行政治開明之風，先坐實人大政協選舉，開放言論自由，黨禁報禁。中國共產黨是有著八千萬黨員的龐大的政黨，只要真正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就有足夠的自信去贏得民心，即使有行使多黨制，執政黨的地位也是難以動搖的。
《韓非子•喻老》中有一個扁鵲見蔡恆公的故事。扁鵲三次提醒蔡恆公：「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終因蔡恆公不肯就醫最終病「在骨髓」連扁鵲也無奈何了。十八大強調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亦要警惕不要諱疾棄醫，切勿置世界潮流於不顧，不明不白地走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