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謝嘉玲編譯報導】《紐約時報》英文網4月1日刊登了閻連科的評論文章，題為「在中國國家造成的‘失憶’」（On China’s State-Sponsored Amnesia）。
文章說，2012年3月，我在香港會見了瑞典的漢學教授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他告訴我，當他在香港城市大學短暫教課時，他在課堂上問了40名來自中國的學生，關於「六四事件」他們知道些什麼，以及是否熟悉劉賓雁和方勵之這兩人的名字。1989年的這場親民主運動，最後以「六四鎮壓」流血結束。而劉賓雁和方勵之是那個時代中國著名的民主人士。所有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彼此面面相覷，靜默不解。
這讓我想起了另一位老師告訴我的事。她曾問她來自中國的學生，是否聽說過在1960年代初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了3000萬到4000萬人。學生們的反應是驚呆了，彷彿她，這位在香港的老師，在肆無忌憚地捏造歷史來攻擊他們的祖國。
交換完這些故事後，我和羅多弼陰沉著臉，坐在一家安靜的越南咖啡廳裡，說不出話來。自那以後，想到在中國，人們長期私下議論的這種舉國「失憶」現象，仍像刺一樣紮在我的心上。不時，伴隨著痛苦往事的回憶和對這種失去記憶的思索，折磨著我。
文章說，今天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是否已成為了失憶的一代？是誰造成他們失憶的？又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我們老一輩還記得過去的人，應對年輕一代的失憶負有責任嗎？
這裡在談的失憶，是指抹去記憶，而不是自然過程中的遺忘。時間的推移可以使人忘卻。但是抹去記憶的行為，是主動的讓人們失去對現在及過去的記憶。
文章說，我過去曾認為，歷史和記憶總會戰勝暫時的畸變，並返回到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看來，情況正好相反。在今天的中國，健忘勝過記憶；謊言正「超越」真相；捏造已成為邏輯鏈，來填補歷史的空隙。
在1949年以後，革命完全吞噬了中國。革命建立了政權，創造了歷史，創造了我們當前的現實。人們的記憶和被管制的記憶，人們的健忘和被管制的健忘，都是由國家統一確定，用革命性的戰術來系統的實施完成。
歷史的細節被選擇性的從記錄及教科書中刪除。事件的詳細信息，仍然留在老一輩中國人的記憶裡，在1930年代開始的抗日戰爭，那些在前線灑血的士兵和平民的名字，所有這些都被精心地剔除了。
在1949年內戰結束後，一個人的狂熱，把整個國家推入瘋狂的建設步伐，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維持著一種永久戰爭狀態的狂熱氣氛。
但這些運動中的悲慘經歷，已經被從人們的集體記憶中刪除，永久封藏。
文章談到，大躍進，強制性全國範圍內大煉鋼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飢荒，造成3000萬至4000萬人餓死，後來被歸咎為「三年自然災害」和10年文革的災難-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實在太荒謬！太殘忍！因此，很多人不願意把這些痛苦的回憶告訴年輕的一代。
沒有一個字記載了在1970年代末與越南毫無來由的戰爭中，死去了多少中國人或是越南人。也幾乎沒有人質疑在1983年的嚴打中-以有傷風化的名義把在公開場合親吻的人投入監獄，或處死小偷小摸。
雖然整個世界仍然清晰地記得1989年6月4日學生運動的悲慘結局，但在中國，發生流血事件的地方，那痛苦的記憶丟失了，並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影響力增加而歡呼。
文章問到，還有什麼要在記憶中丟失的嗎？那就是最近發生的一切：因不衛生的賣血造成的愛滋病疫情；無數的非法煤礦的爆炸；發生在黑磚窯裡的現代奴隸制；猖獗的生產毒奶粉、有毒雞蛋、有毒海鮮、地溝油、致癌的蔬菜和水果；強迫墮胎；暴力強拆；虐待上訪者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關這個國家或是政權的負面消息將被從集體記憶中迅速抹去。刪除這種記憶是通過審查報紙、雜誌、電視新聞、網際網路及任何能保留記憶的東西來實現。
文章在最後說，中國已故作家巴金有一個保留記憶的夢想 - 在中國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那場發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革命」把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座瘋人院。
我相信，真正偉大的人是那些有勇氣記住自己的過去的人，一個真正偉大的國家，是一個有勇氣來記錄自己歷史的國家。
（譯文為節選，點擊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