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創始人是凱恩斯，而在東方，宏觀經濟理論的創始人應該是管仲，但產生的時間比西方早了千餘年。
管仲(約公元前725年~前645年)，名夷吾，春秋初期齊國潁上(今安徽潁上)人。少年時，因家道中落，境遇困頓，與好友鮑叔牙一起，在南陽(今山東鄒縣)一帶小本經營。
在中國傳統社會，商人的地位處「四民」之末，歷來倍受歧視。其實，商人謀利的手段固然詭異，有時不免損人利己，但大都待人友善，主張協商合作，尊重對方產權，很少見哪個商人凶巴巴做生意的，這就是所謂「工商文明」，對人類的文明進步起過大作用。歷史上，商人或商人家庭出身的政治家很少，但他們大都比較成功，如戰國時期的呂不韋、西漢武帝時期的桑弘羊等，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赫伯特•胡弗也都曾是成功的商人。
商人管、鮑後來攜手轉入政界，分別擔任公子糾和小白的老師。齊襄公時，朝政昏暗，兩公子由各自的老師陪著避禍於別國。一場宮廷政變之後，公子糾被魯國所殺。公子小白登上王位，即歷史上有名的齊桓公。
管仲被押解回國，生死時刻，老友鮑叔牙站出來相救。鮑叔對齊桓公說：你要想治理好齊國，有我鮑叔牙就可以了，但是，陛下若想亂世稱霸，則「非管夷吾不可」。
鮑叔的一番話打動了齊桓公，委以管仲「上卿之職，三歸之家，仲父之尊」。這以後，商人出身的管總理輔佐齊桓公，革新朝政，促進經濟發展，國力迅速提升，在一個不長的時間內，就使齊國崛然興起，成為響噹噹的春秋首霸，縱橫40年無敵手。
藏富於民，知予為取
管仲治國的基本原則是：「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在管仲看來，一個國家的興衰，關鍵在於它的統治者是否得民心。他認為，一個國家，政令之所以能推行，在於順應民心；政令所以廢弛，在於違背民心。
管仲把社會的弱勢群體作為政府的救濟對象。《管子•問》中記載：「問獨夫、寡婦、孤窮、疾苦者幾何人也？……」詢問面相當廣泛，準備把這些人都列在救濟對象的名單中，並把救濟工作分為緊急情況下的困難救助和幫助擺脫貧窮狀態兩個方面：「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為匡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說明他曾精心構思和編織過齊國的社會安全網。在世界文明史上，這應當是最早的社會保障制度。
一個國家，統治者不僅坐擁統治百姓的權力，還承擔著為民做事的責任。要維護自己的權力，首先要履行好自己的責任，權責對應，順合民情民意——這是管仲所有思想言論中最精闢的部分。
管仲曾對齊桓公說：「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意思是，施行王道的君主懂得藏富於民的道理，施行霸道的君主總是藏富於權貴，富的是少數人，而那些昏聵的君主只會把財富捲到自己的錢袋子裡。
桓公一時聽不懂，反問道：「何謂藏於民？」管仲答：把國家財富分發到民間，讓百姓富起來。民間富裕了，君主就不會貧窮；民間貧窮了，君主不可能富有。這樣表面看起來國庫空虛，可是一旦需要，人民就會踴躍地提供賦稅，君主便無財政之憂。財政來源於經濟發展、人民富裕為前提。
管仲把施惠於民稱作「予」，把徵收賦稅稱作「取」，指出：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其中的道理是，只有對民有所「予」，才有資格對民有所求，也才「求」得來。「予」於是成為是徵收賦稅的前提條件，前提不在，徵稅便沒有了合理性。
為實現富民的理想，管仲對國家的土地和田賦政策做了大調整：「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是察視的意思；衰，讀cui，依一定的標準遞減之意。「相地衰征」，就是根據土地的不同而分等徵賦。土地好，產量高，則多徵稅；土地差，產量低，則少徵稅。三代時的「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強調的是按一定的土地數量徵收什一之稅，沒有考慮土地質量對農民賦稅承受能力的影響，容易導致負擔不均，耕種劣質土地的農戶不堪重負，逃離土地，對農業生產和賦稅來源都有不利影響。管仲的政策彌補了這個缺陷，不同地塊的稅額確定後，百姓通過精耕細作而增加的收穫物，就將歸己所有，對於調動勞動者的耕作積極性大有益處，生產發展了，生活有保障了，世世代代靠土地存活的農民怎麼會逃離土地？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不煩不擾，而民自富」，是管仲給齊國規定的制定各項財政政策的基點，也是他奉獻給人類的一個深刻而偉大的經濟思想。
取民有度，天下同利
從這一認識出發，管仲又派生出另一個重要觀點，即「不奪民財」，認為政府對人民的索求應當加以克制，要適度，要限定在一定的數量界限之內：取民無度，失掉民心；國家就危險；取民有度，得到民心，國家才能興盛，國家安危、盛衰就繫於取民之「有度」和「無度」之間，超過了這個限度，政事就會往危險的境地墜落。
輕徵賦稅，是管仲最重要的治國之策。在桓公踐位的第19年，齊國實行了大減稅政策：「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令其他諸侯國大為驚訝。當時齊國的商市稅的稅率已然很低，國內「五十而取一」，「關賦百取一」，但管仲還是實行了更加便利通關和商貿的零關稅的貿易政策：「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商人通達關卡和進入市場，只對人員和貨物進行登記檢查，而不向他們徵收任何賦稅，這也是當時天下最優惠的稅收政策。去齊國發展，便成為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商人們無法拒絕的選擇。如此，齊國的工商業焉得不有大發展？齊國發展了，各國商人焉得不獲利？
輕取於民，財政收入來源必減少，而不事生產的國家機器離開了賦稅的支撐便無法運行，這個矛盾怎麼解決呢？商人總理管仲自有高招。此人治國理財，極講宏觀調控之藝術，由他制定的政策，總是蘊含著極高明的政治智慧，令後世的執政者們望塵莫及。
一次，齊桓公打算通過增加稅收來充實國庫，問政於管仲，兩人之間有過一場交談：
桓公：「吾欲藉於臺榭，何如？」(我要對房屋徵稅，你覺得怎麼樣？)
管仲：「此毀成也。」(那樣做等於毀掉已經建成的房屋。)
桓公：「吾欲藉於樹木。」(我要對林木徵稅。)
管仲：「此伐生也。」(等於砍掉尚未成材的樹林。)
桓公：「吾欲藉於六畜。」(我要對牲畜徵稅。)
管仲：「此殺生也。」(等於濫殺牲畜，不讓它正常繁殖。)
桓公：「吾欲藉於人，何如？」(我要徵收人頭稅。)
管仲：「此隱情也。」(等於隱瞞人口的實際數字。)
桓公：「然則吾何以為國？」
管仲：「唯官山海為可耳。」
這是個有趣的場景，二人像是在表演話劇，齊桓公說一句，管仲堵一句，國王被擠到了牆角。凡涉及增加民眾稅負的事，這位首席執行官便搖頭，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難怪齊桓公著急了——天啊，不徵稅，財稅從何而來？管仲卻不慌不忙地只用一句話就打發了他：「官山海」嘛。
齊國的位置，在今天的山東西部靠海的地方。這一帶土質鹼性大，不適於農耕，勞動力也很缺乏，但齊國靠海，魚、鹽資源豐富，被稱為「海王之國」，這就不能恪守農本思想不放，而應當優先發展商貿和手工製造業。
鹽，作為人每日的生活必需品，誰都少不了它。管仲主張利用這一自然資源，允許私人制鹽，政府控制收購、批發和零售環節，管仲稱其為「官山海」，就是食鹽專賣，通過商業活動，於一買(從生產者)、一賣(向消費者)中謀得利潤，而不是直接徵稅來獲取財政資源。
論做買賣，管仲絕對是行家裡手，如今治理一個國家，老習慣依然不改。為實行專賣，他曾算過一筆細賬：在每一重量單位的鹽或鐵的價格上微量加價若干，由於有龐大消費者群體做底數，集合起來便是一大筆收入。只要政府控制住流通環節，嚴禁私鹽流出，就可以在消費者不知不覺中獲取大量財政收入，而表面上卻沒有加重任何賦稅徵收，正常的市場交易不受影響，消費者不受影響，納稅人的負擔沒有加重，生產成本卻極為低廉。
管仲繼續說，如果不實行專賣，而是徵人頭稅會怎樣呢？比如，每人每月徵收三十錢，應徵人口100萬，一個月下來也不過得錢三千萬，只及食鹽加價的一半，且人必反對，隱匿人口以逃稅。如今實行專賣，「非籍之諸君子，而有二國之籍」，收了相當於兩國的人頭稅，除了商人出身的管仲，誰能設計出如此美妙的政策來？
這個奇蹟，曾經讓其他諸侯國們驚奇不已，始終也沒弄明白這個姓管的傢伙究竟施了什麼魔法，齊國稅率絲毫未提，還減了稅，財政收入卻一增再增，最後竟發展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無可比的超級大國，奧妙何在？
理論上說，專賣制本質上仍然是稅，只不過是一種隱蔽稅收，寓稅於價，形式上無「征籍」，實際上卻「無不服籍者」。其中的奧妙是人人都要食鹽，購買鹽的同時也就交了稅，是「予之為取」的原則的具體體現——予之有形，取之無形。這是管仲對中國財政思想的一大貢獻，即在傳統的加強征斂的財稅路數之外，又開闢了國家經營主要工商業，集山澤工商之利於政府之手，而不另外增加人民負擔的理財方法，顯然這樣的政策給人民帶來的好處較多而壞處較少。
與食鹽專賣並行的，齊國還實行了鐵器專賣，政策細節與鹽相彷，大同小異。鹽和鐵在當時市場上是銷售面最廣的兩項舉足輕重的主要商品。把這兩項重要的資源控制起來，從鹽鐵的國家專賣中擴大財政來源，比利歸私商，而另向人民征強制性的人頭稅或其他捐稅要好得多。
善治鼻祖，啟智千秋
在當時，相地衰征和鹽鐵專賣等改革，是國家經濟政策中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在眾人瞠目結舌中，齊國悄然興起，令世人刮目相看，且不得不跟在這個新興的超級大國後面更新自己的制度。春秋時期，許多經濟改革隨之在各國相繼出現——晉國的作愛田，鄭國的「作丘賦」，魯國的「初稅畝」等，大都以管仲的改革方案為藍本。而由他一手創行的「直接專賣制」，則一直實行到唐中期，名相劉晏改革時才改為間接專賣制。因此，說管仲是中國善治的祖師爺，不會有什麼爭議。
管仲善於發現和遵從經濟規律，盡量少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注重發揮貨幣、信用、價格、貿易的作用，達到了「聖王之至事」的理想目標——「富上而足下」。與此同時，管仲卻極為厭惡官商一體，禁止商賈在朝，更不能讓商人過分參與政治。他說：「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事實上管仲並非禁止商人出仕，而是禁止他們出仕後還兼職經商，因為這容易導致政治腐敗和賄賂橫行。值得注意的是，其善於利用市場機制的思想竟然超前到即使放到今天也完全不過時的程度。
管仲的人本經濟學不是支離破碎的，而是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有近乎於經濟自由主義的、注重發揮市場、而不是政府力量謀求發展的思想觀點，也有經過實踐檢驗卓有成效的具體政策。在西方，說宏觀經濟理論的創始人是凱恩斯，大概不會有多少爭議，而在東方，宏觀經濟理論的創始人應該是管仲，但產生的時間卻比西方早了千餘年。
如美國人約翰•斯圖亞特•湯姆森在上個世紀初就承認：「我們美國、英國和德國把社會學、經濟學、商業、稅收和關稅這些原則，作為我們最新的發現，可實際上中國遠比我們早得多。」
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卒。為卿相四十年，享年七八十歲，得其善終，子孫也得其餘蔭。作為歷史上的第一個政治經濟全方位的改革家，他的結局可說是很好了。「管子為大理財家，後世計臣多宗之。雖然，管子之理財，其所注全力以經營者，不在國家財政也，而在國民經濟。國民經濟發達，斯國家財政隨之。管子之所務在於是，故有以桑弘羊、孔僅、劉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也。」說這話的，是梁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