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對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影響已經難以估量。這是歷史進程之偶然，還是中國發展之必然？對此，我們必須要反思。
首先是資源枯竭問題，中國的巨大發展需要巨大的資源支撐，為此，中國既向國土內的自然資源索取，也向全球的自然資源索取。34年來，中國向自然資源索取的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人類歷史上也絕無僅有。1978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5.71億噸標準煤，2012年為36.2億噸標準煤，增長了5.3倍。2010年，我國以佔世界10%的經濟總量消耗了世界約20%的能源、60%的水泥、47%的鐵礦石、49%的鋼、44%的鉛、40%的鋁和38%的銅。目前我國單位GDP的能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的2.9倍、日本的4.5倍，我國單位GDP的水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2000年至2010年，中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下降了20%以上，人均用水量上升了3.4%。
另一個問題是排污問題。2011年，中國廢水排放量為659.2億噸，人均48噸多，居世界前列。2010年，我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量都超過2200萬噸，位居世界第一，工業煙粉塵排放量為1446.1萬噸，均遠超出環境承載能力。全國330多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達不到二級標準要求。中國約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2000年至2010年，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長2.63%，中國年均增長8.58%，佔全世界排放總量的25%，佔世界新增長排放量的61.64%。
中國過去30多年保持了10%的增長速度，未來到2020年是否要繼續保持8%的增長速度？要保持這樣的速度，如果仍沿用過去粗放式的發展方式，其結果會是什麼？一方面，若今後GDP年均增長8%，到2020年，中國GDP總量將達96萬億元，人均GDP達到11000美元，都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中國確定的未來目標。而另一方面，按2000至2010年中國能源消費彈性係數平均為0.8計算（即GDP增長1%，能源消費增長0.8%），在延續目前能源生產與消費結構、能源使用效率水平的情況下，到2020年，中國可能將消費55.7億噸標準煤，比2010年的32.5億噸增長70%以上。屆時可能將佔世界能源消費量的30%以上。中國自己與世界他國能為我們提供這樣巨大的資源供給嗎？中國的水、鐵礦、原油、有色金屬礦資源能夠支撐這樣巨大的需求嗎？世界能像過去那樣向中國提供這些資源嗎？如果提供，世界資源價格還不在過去翻幾番的基礎之上再翻上幾番？再有，如果按當前中國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比例計算，2020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可能超過120億噸，佔世界排放總量的約40%和排放增量的約70%，人均排放超過9噸；即使按2020年單位GDP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計算，屆時也將超過110億噸，佔世界總排放總量的35%以上和增量的60%以上。這樣的排放，中國能夠承受嗎？世界能夠承受嗎？
鑒於此，中國必須改變方向降增速。中國提倡轉變發展方式已經二十多年，提倡科學發展觀已經十多年。但反觀這一、二十年的歷史，我們的轉變發展方式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口號有十分，政策只有七分，執行只有五分，效果不到三分。我們的政策往往相互制約，執行往往相互掣肘，效果往往相互抵消。面對問題，中國政府已經比過去更加深入洞察，擴大和深化了科學發展觀與轉變發展方式的內涵與外延，把生態文明作為五大文明之一，提到空前高度。但面對突如其來、空前嚴重的霧霾，我們要更加地深刻反省自己，反省過去。中國發展必須改變原有路徑，必須真正地而不是口號式地樹立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發展方式，要將十分口號變成十分政策，化為十分行動，至少爭取七八分成效。為此，最根本的是要放慢發展步伐，以解決中國經濟增長之「高燒熱病」。「經濟高燒」是中國發展綜合病症之總根源。一定要切實降低發展速度，「十二五」期間努力將速度控制在7%以下，東中西部發展速度分別控制在6%、7%和8%左右；「十三五」期間全國控制在6%以內。這是解決問題之綱，只有綱舉，才能目張。只有降低速度，才能減少對資源的過度索取；只有減少資源過度索取，也才能遏制污染排放速度的過快增長、污染排放總量的過度膨脹。只有減少資源過度索取過度消耗、降低污染排放的過度膨脹，才能減輕對中國自身的壓力，保護和拯救自己，減輕對世界的壓力，保護和拯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