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報》精心炮製的「習近平打車記」，雖然只存活了一天，卻絕對是一場經典的喜劇。如果說俄羅斯文豪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是19世紀俄羅斯官場與官僚的縮影，《大公報》這條「新聞」及其後續故事也算是當今中國政治世態的縮影。
*官方輿論的「明君情結」氣場*
4月17日《大公報》發布「習近平在京打的」消息，經新華社確認後，被冠以「微服私訪」，在中國幾大微博上獲天量轉發，那篇報導的記者口吻，不少轉播者那股崇拜勁兒，我覺得將當今中國稱為「天朝」真是名至實歸，於是寫了一條推文：
「習大微服私訪，繼南巡後再次享受白龍魚服的帝王滋味。騰訊微博閱讀469萬次，轉播11500多次，不少人很雞凍（激動）——看來，在那個自個營造的輿論場裡，習大獲得不少‘正能量’，一些中國人也是需要皇上的。平常還未覺得國內微博有多腦殘，這次算是見識了。」
中國人的「明君情結「可算是歷史悠久。「文革」曾使國人對毛的崇拜減弱，但大家立刻將對「明君」的期盼化為對「賢相」周恩來的相思，中國的未來就在「明君」與「賢相」的肩膀上來回游移。江澤民時代，「明君」未能現身，李鵬在才德方面沒法讓國人賦予想像空間，朱鎔基適逢其會，成為中國人久盼之大旱雲霓。
這一「明君情結」的氣場太過強大，導致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中國研究」誕生了一個中國命題：中央領導好、地方官員壞，中央的好經全給地方政府這歪嘴和尚念壞了。廣大中國農民如此看，China Scholar如此說。
我很不解：中國好比生長在嚴重污染的土地上的一棵大樹，人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就如同樹的枝葉與樹幹，土地污染會形成污染鏈，傳導到樹幹與枝葉，為什麼樹葉（人民）是低素質不配享有民主、枝條（地方官員）可以是壞的，獨有中央領導潔淨如玉？我曾經以此反覆質詢那些高唱「中央領導好、地方官員壞」的學者，他們很不愛聽。
* 「習近平打車記」為何成了假新聞？*
孰料風雲突變，4月18日新華社官方微博稱「香港大公報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習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為虛假新聞」，轉播同樣逾萬條，耐心讀了數百條後，發現兩類佔主流，一類表示惋惜；還有一類則感嘆《大公報》也造假新聞，彷彿《大公報》本來有公信力似的。
惋惜者大概是覺得「明君」親民新聞竟然成了假新聞。至於《大公報》的信譽問題，國內讀者是錯嘆了。他們不知道《大公報》與香港《文匯報》一樣，是中共在香港的老牌喉舌。既然榮列「喉舌」之列，當然懂得做「喉舌」的規矩之一就是咬人，即「我是黨的一條狗，蹲在黨的大門口，黨讓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就幾口」。另一規矩則是「頌聖」，需要經常歌頌黨中央與領袖。這頌揚當然也有規矩，有關黨與國家領導人的信息絕對是奉旨照辦，不能越雷池一步。出於講真話的「不良」習慣，我只好給那些不知道《大公報》是黨之喉舌的網友們澆了一盆冷水，寫了一條簡訊發表於推特及微博上：
「《大公報》與《文匯報》同列黨媒在香港的‘老四大名旦’，恭維黨與領袖是其職責範圍，問題是：這條涉及一號人物的新聞絕對不是無名小卒報料，是該報認為非常可靠的管道提供的。為何提供？在中外流布甚廣之後為何又撤銷並宣布是假消息？《大公報》為何不說清原委？」
從報導內容來看，很難相信那位「一提起今年3月1日晚上那次8.2公里、26分鐘的載客奇遇，仍然激動不已」的「的哥」郭立新造假，「聖上墨寶」被他過膠後配上鏡框掛在牆上，如同二月河那些皇帝小說中的村夫農婦一樣，見過聖上將成為他們一生的奇遇，有如神跡。
如果說是《大公報》憑空捏造這麼一條消息，幾乎無此可能。記者王文韜是大公報北京分社社長，曾任新華社北京新聞信息中心副主任。這樣一位新聞官員不可能不懂喉舌行規，他的「新聞線索」只可能來自他認為極其可靠的源頭（即上級命令）。接到這項任務後，王文韜一定非常激動，鉚足勁兒憋出了這麼一篇圖文並茂的報導，營造了「總書記微服私訪」的兩個亮點：通過與的哥交談瞭解民情，展現了親民之風。早已待命的新華社待大公報消息發出後，立刻通過官方微博轉發，形成了習主微服私訪的「正能量」氣場。
問題出在哪裡呢？應該出在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任賢良說的「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新興媒體輿論場」上，這個「輿論場」其實也是黨媒佔主體，但因為內有微博，外有推特，始終有一塊與黨對立的「輿論場」存在。因此任賢良說的那個「以黨報黨刊黨臺、通訊社為主體的傳統媒體輿論場」，以及它們控制的微博號群與網路水軍等，固然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將頌聖微博轉發數萬次，但充滿皇權思想的頌聖語言實在陳腐不堪，因此不免遭到民間輿論場的嘲諷。
（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