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一場分享會上，我問學民思潮的發言人之一，十九歲的學生黎文洛，你的理想是什麼？
他回答說，有一份好的工作，衣食無憂，這些自然都是廢話，我的理想其實是做社區工作。一個社區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網路，但它被當權者管制時，一些政策和行動有時沒有實際的作用，社區的利益卻被一些人拿走。所以我希望能通過工作去維護人們應得的利益。
去年站在反國民教育運動的最前線時，黎文洛正值中學畢業，據《陽光時務》報導，三年前參加「反香港興建高鐵」是他行動的啟蒙，而這次參與學民思潮，是為了將幾年來積累的社會運動經驗，傳承給學民思潮的新一輩人。換句話說，可能就是傳給比他年齡更小的那些十六七歲的高中生。
包括黎文洛在內的香港年輕人積極地參與各種社會運動，是因為他們都對政治格外熱衷？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態度都很激進？還是說他們有很明確的政治目的？不，都不是。就拿黎文洛來說，他最初的理想只是為了保證市民基本生活的利益，一個正常而充實，不被干擾的生活環境才是他追尋的目標。從他幾年前擔心倉促修建高鐵會對市民生活造成影響，從而參與反高鐵運動，到今天持續地參與並組織學民思潮運動，其中都是因為這個簡單純粹的目標一以貫之。
從經驗來看，在反國教運動進行到後期之前，香港近年來的社會運動其實都並未有明晰的政治目標，而主要是對生活基本利益的爭取和維護。而反國教運動剛被發起時，其實也只是為「避開政治」。學生們無法接受本應該被傳授的中立知識被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侵染，本應當純淨的中學課堂籠罩上一層政治陰影。剛剛畢業的高中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學弟學妹被迫接受充滿爭議的教學大綱，而正在上學的中學生更不願意接受立場明顯、內容偏頗的政治教育。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僅僅是在維護自己接受正常教育的權利，維護所處社區的利益。所行之事並非政治運動，而是維權活動。
當然，「當權者」，「龐大的制度」，「為了這個社會變得更好」，這些說法，我也常常能從關心時事的香港學生口中聽到。初聽時你也許會覺得這些詞彙龐大而空泛，表達過於簡單，缺乏深入的理解。但恰恰是因為這種簡單直接的邏輯，才能讓香港的年輕人不假思索地維護自己的權益，更容易參與到社會的運動和政治中去。而在大陸，誰會「沒事幹」想這些東西，誰能「大言不慚」說出這樣的話，誰又會「愚蠢到」真的去這麼做。
但香港的青年人為什麼會這樣積極地參與？實際上，維護自己可能會被侵害的生活權益，本來就是現代公民的本能，被賦予的權利，甚至是應盡的義務。不需要極高的社會責任感，不需要無畏的勇氣，不需要深刻的認知，甚至不需要充分的公民教育，只要具備基本的公理心，足夠愛護自己，也能愛護他人，各式各樣的參與和行動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積極的態度和相對高的參與度，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維權活動是可欲，可求，可行的。他們會去參加社會運動，並不是因為崇高的責任感和深刻的認識，更多隻是因為他們能夠去參加社會運動。簡單地講，就是沒有禁區。
這些年輕人不需要去擔心不確定的風險，不需要去糾結很多利害關係，不需要首先在內心進行一場良知和恐懼的鬥爭，不需要去想有沒有人會秋後算賬，不需要有很高的覺悟，因為最大的一層阻礙本來就不存在。並不是說全然沒有什麼可怕的，即使會害怕，恐懼的性質也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在香港維護社會權益，就天然地享有了絕對正義，幾乎能夠獲得除了你所反對的人和組織之外所有人的支持。輿論的力量，同伴的支持，家人的關心，用一句俗話來形容，「你不會是一個人在戰鬥」。
但是在海關另外一邊，凡是香港青年不需要考慮的，大陸青年都幾乎不得不面對；凡是香港青年擁有的，大陸青年幾乎一無所有。
無處不在的禁區將每一個青年學生緊緊箍住，不被允許做「份外」之事，不能越雷池一步。如果膽敢探頭，馬上就會被敲打下去。各方面的壓力則接踵而至，壓得你喘不過氣來。被打壓過的學生心中總會留下或大或小的陰影，如影隨形的恐懼甚至會讓你永遠沉默下去。
更要命的是，即便是簡單的校內或社會維護生活權益的努力，而不是像參選人大代表那樣的政治試驗，也很難獲得別人的支持。最好的情況也只是，不會所有人都跟你作對。你的生活被壓在一條固定的軌道上，出軌的行為不會得到任何人的讚賞。最終你學乖了，但這是因為缺乏勇氣和社會責任嗎？顯然不能簡單地這樣講。
從實際的角度去分析，如果香港青年參與運動、積極維權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那大陸學生選擇放棄和躲避，自然也是出於利益的考量。如果爭取眼前的利益，很可能會犧牲更重要和更基本的生活利益，那就不可能有人能簡單地想做就做。所有人做選擇之前都不得不複雜地權衡自己的利益，更糟糕的是，這權衡的過程已經內化為條件反射，大部分人都能「明智」地做出屬於他的選擇。另外，香港學生黎文洛也提到了理想的前提是一份工作和衣食無憂的生活，如果大陸的學生連這最基本的未來都有可能會被危害，又有誰會有勇氣和覺悟爭取「眼前的」這份權利。且不要說跨越禁區的紅線，參與政治實踐了。
可笑而可悲的是，當下大陸的高校實際已經變成了最保守的機構之一，而且學校中普遍存在的侵犯學生基本權益的事例。但這個小型體制都能通過輔導員監督談話，院系打壓，學校處分等各種手段，第一步消滅輿論，進而將校園維權的努力扼殺在襁褓之中。之前在微博上看到過，廣州一所高校的學生，曾經在亞運會期間對志願者的組織情況表達過質疑，竟然被學校警告，並被威脅再敢說話就要給予處分。
所以，對大部分人來說，香港青年可以簡單直接地呼籲自己的權利，而大陸學生只能在憂傷中吞下現實的苦果，閉上自己的嘴。因為他們所面臨的風險完全不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大陸出現了不少敢於在社會上發出自己的聲音，維護自己的權益的高中生。比如反對地鐵站無故翻新的廣州高一學生陳逸華，反對高考錄取分數線性別限制的五位廣州女生，反對戶籍制度限制受教育權的上海女孩佔海特。無論是因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還是因為牽涉到自己未來的人生而痛下決心，孤注一擲，他們採取的這種公開呼籲，吸引社會廣泛關注的面對方式，在以前都是鮮有的。
如果這些有抗爭意識的高中生能順利進入大陸高校（廣州女孩黃靖就因為分數線的差別待遇而落榜，從而決定出國留學），他們究竟是能勇敢地繼續在大學保持不服輸的精神，從而推動部分學生群體的自我權利維護意識，還是會被堅固保守、難以抗拒的大環境同化，仍有待時間的考驗。
而對於香港積極參與運動的年輕人來說，真正考驗他們的時候到了。不同於之前八零後組織社運主要以維權為目的，新一代九零後的青年運動同政治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並且，由於雙普選的臨近，政治日益成為香港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在這個大環境下發起的社會運動，將具備更清晰明確的政治目標，也需要突破自身維權的基礎層次。與此同時，原先簡單直接的參與邏輯，也會因為運動的政治濃度越來越高，不可預料的風險若隱若現，而將變得捉襟見肘。
隨著圍繞雙普選展開的拉鋸戰，這五年之內，他們當中最具勇氣的人會展現出怎樣的面貌，能承受住多大的壓力，有犧牲多少個人利益的覺悟，能不能與社會的中堅一代形成良好的互動，進而在歷史上發揮出他們獨特的作用，這仍是一個未知之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