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0日早上，未經預告的蘆山地震發生，作家李承鵬立即中斷雜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一書籤售，緊急奔赴災難現場。
我隱約意識到一場愛心比賽又要開始了。
救災的情況與五年前無多大差別，志願者人車塞於途，有幾個大學生僅僅是為了發放幾瓶礦泉水，體會救災的感覺。各種消息次第傳來，在念叨死傷人數之外，大家都在等待主角出現。一號首長照例只作批示，二號人物出場親民。在這個過程中，很難看見地方政府的身影，唯一看見的是該縣書記範繼躍左手腕上那塊新月般的白，那是被一塊名表遮蔽所形成的禁區。有一種說法，表就藏在書記的褲兜裡。
最高指令之後，調動，奉獻，謳歌，表彰，輕車熟路。
隨行記者拍攝的李克強總理早餐照，剛露頭便招致猛烈譏諷。
握手，說幾句實在的話，總理輕盈回京。
按照指令行事的媒體，是不會滿足於一出沒有高潮的戲，他們要書寫人性的華美篇章，於災難裡發現中國夢的蛛絲馬跡。
於是，便有了磨刀老人之類的系列故事。
八十四歲的吳錦泉提著裝滿硬幣的錢袋，笑嘻嘻走進江蘇南通市紅十字會辦公室。他花費三月掙來的錢，在該會人員手裡翻滾，並化為一串堅硬的數字：一元錢1714枚，五角硬幣503枚，一角硬幣7枚，共計1966.2元。清點過程是喜悅的，授受雙方在合作完成一個新聞。這些僅夠官員們小酌一餐的人民幣，已經掙脫了貨幣屬性，成為善的結晶。
這是老人兩年來每天騎自行車走街串巷磨刀積攢的血汗錢。磨一把刀一塊錢，這是老人磨了近兩千把刀的收入。他與老伴住在「三間破舊」的瓦房裡。除了磨刀，吳錦泉夫妻沒有其他經濟來源，「老伴出來捐錢時穿的黑褲子已經有三十九年了」。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來，老兩口累計捐款23392.2元。報導稱，在汶川地震捐款現場，當有人問：「捐了這麼多錢您自己的生活怎麼辦呢？」老人說：「我才八十，我還能掙！」
看到這裡，你應該會感動了吧？見賢思齊，你也該掏出點什麼來吧。吳錦泉老人是一個大善人，但我想問的是，他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體面、尊嚴與他無緣，他只是一個勤勤懇懇、一心想幫助他人的符號。當八十高齡的老人為災區捐款的時候，這不正是一個國家形象轟然倒塌的負面新聞嗎？他辛苦了一生，政府回報他的是什麼呢？
當然有。政府以自己一貫的方式，賦予這位1928年出生，1959年加入中共的好人下列榮譽：「紅十字博愛特別奉獻獎」，南通市「道德模範百場宣講和網上宣講」先進典型，「磨刀老人」成為該市首個註冊公益商標，還成立了「磨刀老人微公益基金」。
政府最看重的或許是，老人是南通市年齡最長的紅十字志願者。
政府及其慈善機構紅十字會藉助他達到了自己教化人民的目的。老人被做成了標本，他人生的意義就是不斷強化這個道德標籤的意義，鼓動更多的普通人把血汗錢投向紅十字會的募捐箱，那個深不見底的黑洞。他當然不會知道郭美美們的事跡，即使有所聽聞，他也不會中止自己的行善義舉。攢錢，在關鍵時刻——政府需要的時候站出來，一塊硬幣一塊硬幣地展示出來，他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會傳之四海，成為感動中國的元素。一切都安排好了，閃光燈調好了焦距，文字記者舉起了錄音筆，一舉一動都將載入史冊，做這樣的善人是愉快的。
福建媒體則端出了另一種菜品。「我們每人要捐一百元，捐給災區人民。」惠安縣螺陽鎮四位年過七旬、靠撿破爛謀生的阿婆拿出了自己的辛苦錢。這次擺在桌上的是一元、五元、十元、百元的票子。她們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到村裡的工廠撿碎布條去賣，經常忙到晚上八九點，每個月最多隻有二百多元收入。她們自己種菜，偶爾才會吃頓肉。
新疆的媒體甚至拉出了一個乞丐。在磨刀老人捐款的次日，烏魯木齊慈善總會設立的捐款點迎來一位特殊捐款者，一名男乞丐捐出了乞討兩月所得，總共1003元。報導稱「他的舉動感動了現場所有人」，隨即被網友封為「最美乞丐」。
毫無疑問，這都是些值得尊重的善人。他們是這個國家的邊緣人，靠一己之力頑強地活著，本應是慈善機構的扶助對象，竟然擔當起救助災難的重任。在他們的善舉面前，政府應感到羞愧才是。
現代社會的常識是，國民通過選舉和交稅（包括購物）與政府建立了一種契約關係：稅收支撐政府機構運行，政府必須滿足國民的生存需求；政府是納稅人雇佣的僕人，必須全心全意為主人服務——主人有監督、解雇政府的權利。因而，政府以公正的司法體系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害，使其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尊嚴；天災人禍，便是政府盡力伺候主人的時候。
蘆山地震本應是政府回報國民的大戲，卻蛻變成全社會愛心展示的鬧劇。「捐款似乎成了每次災難的主題曲」（邇東晨語），而且那些逼人捐款的，自以為佔據道德高地，高舉愛國主義大棒，氣勢洶洶揮向道德糾結的人群。政府所屬各色機構，把分解了的善舉義務，通過行政指令簡化為攤派，實為藉助公權力打劫國民。「被捐」之後的鬱悶和憤慨，讓施善者對災民難有情感認同。
逼捐，誘捐，限制他人募捐行善，為的是將所有善款納入囊中——由政府一手操辦的國內紅十字會肆意支配。在可以想像得到的行政逼迫下，快遞公司才會實行赤裸裸的差別對待：送給災區紅十字會的才享受免費待遇，李承鵬等民間救援者們只能徒嘆奈何！
政府壟斷了救災，除了彰顯其自誇的全能力量外，意在阻止社會組織的發育。在這之前，已經將因汶川地震而興起的志願者團體納入共青團麾下，成為一支官辦力量。駕馭、控制，消除一切自發性組織，中共自毛澤東執政以來的功績，就是消滅了一切自發的社會組織，讓所有人匍匐於權力麾下，任其驅使。只有權力可以暢通無阻，所有的事情必須依賴神聖而專橫的「組織」。被強行納入權力系統的愛心，自然變質，本能的行善成為拙劣的表演，比如陳光標式的炫耀救災。
在權力軌道外行善的李承鵬們步履維艱。他們雪中送炭，為那些政府來不及或想不到的角落裡的民眾解除了飢渴，卻屢遭作秀質疑。有好事者還試圖撮合紅十字會掌門趙白鴿與李承鵬和解，在未採訪李承鵬的情況下，南方都市報記者繪出了一幅極富喜感的圖景：在紅會救援隊的幫助下，李承鵬團隊載滿救援物資的卡車得以進入災區。後來兩車再次相遇，「雙方都將車窗搖了下來，趙白鴿向白色SUV內的乘客問好。李承鵬也拉下口罩，向趙白鴿問好並表示感謝。他說：‘謝謝趙會長，如果不是你，今天就沒法進到蘆山縣城了’。趙白鴿當即回應稱願意與李承鵬到前面找處地方停下，相互溝通，瞭解對方對救援的看法。李承鵬稱自己尚有十幾噸物資無法到達蘆山縣城，希望予以幫助。趙白鴿當即表示幫忙。」
「趙白鴿稱，某些微博‘意見領袖’對紅會有根深蒂固的誤解和偏見，源於溝通太少，她十分願意與這些‘意見領袖’溝通。」這才是新聞眼。看到報導的李承鵬，當然不能接受記者的「好意」，他批評記者是用「春秋筆法巧妙為紅十洗地」。
在政府的不解之外，李承鵬們還面臨著民眾的深刻誤解。在許多人心裏，做好人好事，政府認可的才是正能量。「那些含沙射影的公知群魔太多了，他們是分裂國民的價值觀，哪怕有一點公知都要打壓！」有人還發明瞭「公知體」：「這個社會怎麼了？這個國家怎麼了？這裡的人民怎麼了？政府怎麼可以這樣？政府怎麼可以那樣？政府為什麼不能這樣和那樣？體制！還是體制！體制不變，我拉不出屎吃不下飯！」
已經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的政體不會如天真的知識份子們所冀望的那樣改變。在此情形下，李承鵬們若不與體制達成和解，到底還能走多遠？
全世界人民都想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