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面這篇任松林的文章，使我們更加懷念方城兄，願方城一路走好！
當年，中國民聯正是因為有許多像方城兄和松林兄這樣優秀的人才作為骨幹，吸引了一批留學生參加，不少盟友以加入民聯有機會與這些精英為伍並和他們成為朋友而自豪，可惜，後來散掉了。。。
採桑子•憶故人
水急浪厚風聲厲，燕趙孤膽，楚漢和弦，劍吼西風地浮寒。
行雲不解故人去，話記當年，追憶當年，流星未遠草方藍。
知道吳方城兄突然去世，是前天網上看到萬潤南兄的悼詩。方城兄去了，非常震驚，二十多前的事情彷彿昨日，歷歷在目。
我是一九八六年秋天到肯塔基大學（UK）去讀物理博士的。方城早我一年去，在UK的菸草研究所當博士後。由於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不幾天方城就來找我。他是一個很熱情的人，尤其對新朋友。從此就經常在一起，秀才論道，成了好朋友。我當時是個吃獎學金的窮留學生，相比方城的博士後，收入差很多。加上吳太太高曉林女士的熱情好客，於是三五日經常去他家吃喝。不久方城買了房子，從此呼朋喚友更有了去處。
八十年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許多都是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的倖存者，也是高考恢復以後的佼佼者，非今日剛剛踏出校門的大學生可比。文化大革命剛剛過去十年，國內改革開始起步，似乎鬆動了不少，留學生中的指點江山的「國士」風氣很濃，方城就是一個，我們有許多共同語言，相見恨晚。【中國民聯】（民聯）是海外的第一個留學生的反對組織，一九八二年由王炳章博士等留學生創建，當時已經形成了相當的影響力。尤其是中國民聯出版的《中國之春》（中春）在留學生中流傳很廣。《中春》的主要論點是繼七十年代末期「西單民主牆」，批評時政，鼓吹民主，風靡一時，對當時的留學生有著非常大的吸引力。方城八五年就加入了民聯，是UK的最早的民聯成員。
八七年，方城請了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來學校演講。在學校裡借教室必須是註冊的學生組織。為了組織這次演講，方城拉我一起到學校註冊了「中國民聯」。當時中共已經公開定性民聯為「反動組織」，大部分留學生雖身在海外，但膽子還是留著國內，小心謹慎，生怕觸雷。如此，民聯在自由世界是公開的，但在中國留學生中卻是地下的，神秘的。王炳章到許多學校公開演講，幫忙張羅的人不少，但敢站在臺前為他主持的不多。方城覺得這樣很不好，讓美國公眾看不起，就站出來主持演講會，因此人們都知道了他是「反動組織」成員。以當時的環境，這是需要十分勇氣的。王炳章的演講很成功，演講完了許多學生晚上聚到了方城家裡，和王做了面對面的談話。後來方城和我還到周圍的學校幫助民聯搞了好幾次演講。方城對民聯的發展盡心盡力，在家經常搞party。尤其對新來的大陸學生，噓寒問暖。因此拉近了學生和民聯的關係，從那時起就有人參加民聯了。肯塔基的民聯因此發展起來了。
當時UK的大陸留學生不多，八六年時也就七八十人，到九二年我離開時也不過一百多人。大陸學生最多的要數我們物理化學樓了，物理系和化學系的大陸學生就有三十多人。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剛剛起步，非常窮，UK幾乎沒有一個學生是家裡有錢資助的。除了靠學校的助學金、獎學金自費生，就是中國政府出錢的學生和訪問學者了。物理、化學是基礎科學，助教獎學金比較多，所以「自費」和「自費公派」中國學生比較多。當時中國大陸出來的學生是「自費生」，還是「公派生」有很多講究。即便你從來沒有拿公家的一分錢資助，也不一定是「自費生」。是不是「自費生」要看你的簽證種類，F簽證才是自費生，J簽證的無論是否拿公家的錢都是「公派生」。拿中國公家的錢當然是公派，沒有拿就叫所謂的「自費公派」。當時的情況是，在大陸的大學畢業不到兩年以上，或者是研究生到美國留學必須是J簽證，否則中國政府是不發護照的。J有完成學業必須回國的限制，不能在美國本土改換簽證。當時的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由於簽證的不同自然分成了不同的群體。
當時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直接負責管束UK的大陸留學生。教育處的兩個秘書余肇基和夏穎奇經常光顧UK。接待他們的是大陸留學生同學會，叫「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聯誼會）英文簡稱CSSA。「聯誼會」的經費基本是從他們那裡領取的。當時「聯誼會」有一項任務就是匯報學生中的動態，包括政治思想，學習狀態等等。什麼時候過了考試，什麼人轉系，什麼人做什麼課題，什麼人打工，什麼人有傾向想留在美國找工作，什麼人有不滿言論等等事無鉅細統統匯報。「聯誼會」的骨幹自覺或不自覺的成了特殊學生。為了有效的監控大陸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大使館還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間建立了地下「黨小組」。同學們都想畢業留下來工作，千方百計的不想讓國內知道其學習進展情況。對打「小報告」的間諜行為，深痛惡絕。不過留學生剛剛從大陸出來，對政府有著天然的恐懼，敢怒而不敢言。「聯誼會」和大家的關係，巧妙平衡，有人躲著，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積極參與。不過，到了八七年的兩件具體的事把矛盾激化了。
第一件事是，兩次留學生的公開《簽名信》活動。第一次《簽名信》是全美的大陸學生對國內的「反自由化」自發的組織簽名抗議。簽名的留學生上千人，在海外各大中文報紙公開登載引起轟動。第二次《簽名信》是留學生就大陸當局對所謂「公派」 J學生無論是否接受過公費資助都要求限期回國的政策不滿，要求改變的請願。兩次《簽名信》UK的留學生都有不少人簽名。第一次《簽名信》有十幾個人簽了名，第二次《簽名信》是攸關許多個人的直接利益，好幾十人簽了名。由於恐懼，部分人還是用「化名」發布的。接下來，人們得到消息，大使館正在通過「聯誼會」調查參與者，於是人心惶惶，害怕一旦回國會被秋後算賬。
第二件事是，一位物理系李政道獎學金（CASPEA）博士候選人在畢業前夕，申請到了博士後，到大使館申請延期護照。大使館以「畢業論文已經通過了的不需要延期」的理由，沒有給予延期。這樣的事情以前也發生過，大使館不希望拿了學位的人留下工作或讀博士後。因為有了工作和在讀博士後都可以辦綠卡，不回去了。這位同學剛剛答辯幾天，沒有幾個人知道，是誰通知了大使館？聯繫到他也是「簽名信」的化名參與者，一時人心浮動，人人憤慨，又人人自危。尤其是物理系和化學系的同學，大家都認為是「聯誼會」的人匯報了。
「聯誼會」骨幹一直是工學院的公費生和訪問學者，自費生不願意幹。相對基礎科學學科的大部分學生是F簽證的自費生，工學院大部分則是J簽證的「公費生」。雖然他們也希望有自由，也希望留下，但是由於資助和簽證的關係必須依靠大使館，因此走的很近。同時，有地下「黨小組」活動的傳聞也在流傳。同學們再也忍不住了，尤其是我們的物理化學樓，同學們醞釀如何奪回「聯誼會」，消滅「小報告」。問題是誰來出頭？大家都知道，堅持同學們的利益，保持獨立自治，擋住大使館的壓力，必須站在風口浪尖上和中國官方對抗，一定會付出個人代價的。
時間到了一九八八年五月，UK的「聯誼會」到期要改選了。記得一天許多同學，主要是物理系和化學系的所謂「自費公派」的同學集中在我家裡，要求我出面競選「聯誼會」。這些同學已經到了不得不為自己的利益一搏了，希望有人出頭。推舉我的原因是因為我是F簽證的自費生，剛剛開始讀博士，暫時沒有護照延期的困難。我又是兩次簽名信的發起人和聯絡人，是個半公開的「不同政見」人物，他們信得過。「聯誼會」是三個人主持，會長，副會長和秘書。必須保證多數才能有作為，至少要兩人當選才能有效的頂住壓力，保持獨立自治。我想到了方城，建議大家推舉我和方城出來競選。同學們開始有些顧慮，王炳章的演講，方城主持，已經公開了他的所謂「反動組織」成員的身份。選舉他是否更加刺激大使館？我們物理系和化學系的人吵了一下午，最後認為只有把「聯誼會」辦成公開獨立自治的學生會團體才有力量，刺激他們一下也好，否則更能維持。方城是博士後，又對人熱情。他的「民聯」身份，不但沒有關係，而且公開了不受控制的意義。既然中共黨員可以隱瞞身份控制學生組織。我們為什麼不能選舉倡導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中國民聯」成員為學生團體的領導？同學們找到了方城，他非常高興的同意了。
選舉是八八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在研究生宿舍後面的草地上舉行。由於誰都知道海外各個「聯誼會」是接受中國官方資助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官方管理留學生，大家從來對選舉不感興趣，每次來的人都不多，連三分之一也不到。但是這次來了不少人，物理系化學系的同學幾乎都來了。上屆「聯誼會」的會長陳X主持選舉，他是工學院的，來自天津大學的公費博士研究生。選舉很順利，推薦候選人、投票、唱票、宣布結果，也就一個多小時就非常有秩序的完成了。依票數多少，我當選會長，方城當選副會長、工學院的融XX當選秘書。融是來自清華大學的公費生，本來他是大使館和上屆「聯誼會」內定的「接班人」之一，其他內定的都落選了。我做當選致辭說：「我們將為大家竭誠服務。聯誼會是在學校註冊的、獨立自治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組織，不對任何官方機構的負責，包括學校和中國駐美大使館，僅對全體學生學者負責，為同學們的利益服務。」許多同學熱情地鼓掌，這是他們希望的，我們要用鮮明的語言斬斷所有威脅同學利益的企圖。本來那些一直受官方委託建立大使館和留學生的特殊聯繫的人，到現在才有所明白。我身邊的融XX嘟囔了一句「莫名其妙」。他們可能感到不好向上面交代了。會後我們三人開了個會，融自告奮勇地承擔和大使館聯繫的角色，並一再重申他保留退出的權力，方城和我則表示理解，沒有為難他。
接著的幾天下來就更微妙了。選舉後的第三天，大使館的余夏二人就趕到UK，到處找人談話。開始說選舉混亂，一些人沒有參加。後來又在方城的民聯身份上做文章，說承認選舉結果就是支持「反動組織」。於夏二人分別找到我，要我辭職，我不解。問為什麼，他們說「民聯是反動組織」，方城是民聯成員，他們代表大使館不接受選舉結果。我則回答，這裡又不是國內，沒有所謂「反動組織」的說法，學生學者的民間團體在學校註冊，大使館接受不接受沒關係，同學們支持，選舉符合程序可以了。余告訴我，他曾是天津大學的教師，我則畢業於南開大學， 是鄰居學校，從個人角度，最好尊重他的意見，是為我好。我謝謝他，也勸他做事不要出界。夏則出身加拿大留學生，以他的經驗勸我辭職，也是為我好。我告訴他，留過學更應該知道這個結果的原因，同學們對他們的不信任和反感是為什麼。他們在我這裡沒有得到他們需要的結果，就直接去找方城，當然肯定也不會有結果的。
他們繼續活動•••，於是一封要求重選的請願信出來了，交到學生顧問、國際學生辦公室、負責學生事務的教務長手裡。一場重新選舉的運作在他們的領導下醞釀。可是上屆的「聯誼會」已經結束，我們新的一屆已經在學校備案，我們不退出，選舉就沒有理由，也沒有合法主持選舉的人。於是他們找了學生顧問，工學院的華人副院長高教授，國際學生辦公室和負責學生事務的教務長弗蘭克•哈里斯先生，希望由學校當局來主持重選。一個「通知」出 來了，說是校方要主持一次重新選舉。於是，我分別找到了高和哈里斯瞭解情況，和他們談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高是一個非常狡猾的左派華人，說了一些可笑而無知 的話恐嚇我，我們唇槍舌劍，根本沒有交集。他知道，方城和我不退出，他沒有理由出面。他僅僅是上屆的顧問，我們這屆已經請了物理系的劉教授為顧問。他沒有 任何名義來搞什麼重選，但他又不敢得罪大使館。最後無奈，推說丈母娘病重，飛到夏威夷去，躲開了。和哈里斯先生的談話非常直接，我告訴他，按照學校的規定 上次選舉結果已經備案了，一切合法，學校沒有理由干涉。我代表中國學生不能接受學校的干涉。他談了口氣說，他明白所有的過程，也同情我們，不過壓力很大。 事件已經威脅到肯塔基州和中國江西省的姊妹州的關係，校長都沒辦法。我告訴他，我們已經請了媒體記者採訪重選事件，如果願意在媒體面前說明學校的立場和為 難，媒體非常願意採訪他。我希望他維護學校的正常秩序。
選舉當天我就知道不會有任何校方的官員出席了，看來大使館的官員必須親自出馬了。同學們及時通知了列剋星敦市（Lexington）的所有媒體。不出所料，重選那天，主席台上預備的位子都空著沒有人來，冷場了。最後，後臺老闆只好粉墨登場，本來坐在下面的二等秘書夏穎奇自己上臺主持了。外國政府直接干預美國學生團體的戲碼直接登場了。在夏先生的主持下，一個公開為使館服務的新學生組織誕生了。由於CSSA的選舉我們已在學校合法備案。他們的選舉結果無法推翻合法的選舉，只能另外再註冊一個「聯誼會」，英文簡稱為CSA，少了一個S，而中文也叫「聯誼會」，「聯誼會」成了雙胞胎。融XX退出了我們的聯誼會，當了CSA的會長。我們這邊也開會補選了一位秘書，一切正常運作，堅持獨立自治，我們得到了同學們和學校的支持。他們沒有料到的是，第二天，列剋星敦先驅領袖報（Lexington Herald-Leader）登載了 「中國外交官驅逐不同政見學生」新聞和照片，和對方城的採訪。接著幾天，紐約，舊金山、香港等各地的報紙也相繼轉載、報導。第一個海外中國留學生的獨立自治學生組織誕生了。中國官方控制留學生團體的內幕在世人面前曝光了。
我 們沒有了任何官方的資助，但是我們有同學們的真誠支持。同學們雖然依靠微薄的助學金生活，但是仍然堅持自己出錢辦活動，所有的開支都是大家自己籌辦。成為 了真正的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扶持自己的獨立自治學生組織。我們每個月都辦活動。我們郊遊，辦舞會、文藝晚會、討論會，請學者演講，辦成了一個真正的聯誼 會。人心在我們這裡，我們用自己的力量獨立自治，阻斷了控制學生學者的黑手。大使館支持的另一個「聯誼會」，想盡辦法拉攏人去他們哪裡，找人簽名支持，沒有多少人理會。他們也不敢再打「小報告」了。他們的幾個幹部和積極份子，不斷到我們這裡講，他們是護照要到期，沒有辦法。等護照延期辦好了，就退出。我們的獨立自治，也為那些彎腰鞠躬去謀取個人利益的人找到了機會。不論他們前任的陳某，還是現任的融某某，都是J簽證的「公派生」， 都有護照延期的問題。他們的行為是在為自己謀到了利益，雖然不齒，但也可以理解。融畢業以後順利拿到護照延期，到了伊利諾州的一個學校教書。陳也很快延了護照，找到工作走了。大使館的人為了維持他們的影響，為了打擊我們的力量，也要拉攏一般同學，態度開始軟化，對同學們的護照延期再也不敢刁難了。前面提到的那個物理系畢業生，是我們的堅定支持者，為了拉攏他，本來拒絕延期的護照也延了。一九八八年底，他順利去了維吉尼亞讀博士後了。我們的堅持為留學生整體維護了權力，阻斷了「小報告」。「堅持獨立自治」和「甘為附庸」的鬥爭為所有同學爭取到了實際利益，無論「左」的還是「右」的。這就是我們的初衷，也是獨立•自治•團結的力量。
大使館重點打擊的是方城和我，散佈謠言，電話干擾。什麼都用上了。一個插曲是我們幾個主要成員都遭到了電話騷擾。一段時間，每天晚上八九點鐘開始就不停的有不明的電話打進來。每十分鐘一次，一直到午夜。如果不接就不停的響，二十一響之後自動停了。要是接起，馬上就斷了。過幾分鐘再來。目的非常明顯，是威脅、 干擾我們的正常生活。他們非常專業，也瞭解我們無法找到他。因為校內所有電話，包括研究室、辦公室、研究生宿舍，都是學校自己的「野貓電話公司」（Wildcat）的服務，和外界是分離的。校內出去的電話ID僅僅能顯示「野貓電話公司」的出口，不是具體的電話。我找了電話公司，他們追蹤發現，電話是從一個學校的電話撥出去，再進來。他們追蹤的結果只是學校電話公司的進口和出口。本來學校裡的電話之間撥最後5位就可以接通，這個電話是撥7位到外面再繞回來。他們告訴我，由於以前沒有需要，他們沒有程序來追蹤，如果需要，要重新寫，要我等一段時間才可以辦的。我們報了警，警察設置了監聽。不過 這個人從來不說話，警察也沒辦法找到。時間持續了好幾個月，大概是他覺得得逞了，大意了。有一次是我們一位主要成員女朋友接了電話。大概是那個姑娘非常漂亮的原因，他說話了，和她調情。於是暴露了，警察找到了他，是一個國內醫科大學來的姓張的公費訪問學者。暴露以後，他求我們饒恕他。我們本來可以控告他， 揭露大使館的陰謀，可能是由於大家都太窮了，那位姑娘和他的男朋友接受了和解，最後以五萬美元以按躁擾女士的流氓案子和解了，結案了。五萬對於研究生來講可是一個大數目。估計是使館為他公費「報銷」了。結了後，他馬上離開了，不知所終。同學們都知道他是什麼人，為誰工作。他一離開，躁擾電話從此就沒有了。
我們是海外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的獨立自治組織，報紙登出以後，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在最困難的時刻，舊金山的僑界資助了我們五百美元。各地的報紙，媒體紛紛發 布報導，發表評論。一個小小的大學留學生組織的獨立自治有這麼多的反響，有這麼大的振動，說明中國人對民主對自由是多麼執著，多麼渴望。我們有了信心，絕 不能放棄。我們的事情，也鼓舞了其他學校。中國駐外機構對所有學校的中國留學生都是一樣的控制，所有的留學生面臨我們同樣的問題。德克薩斯農工大學（A&M）的葛洵找到我，方城的一個在普渡大學的老同學找到他，許多學校打電話來，商量在他們那裡如何擺脫中國政府的控制。一場學生組織獨立自治運動開始了。
方城和我都知道，我們一定上了「黑名單」了。我們互相鼓勵，我們做的是為了大家，應該自豪，付出是值得的，同學們擁護我們，各界理解我們。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街頭的槍聲和鮮血震驚了世界。二十四小時的電視直播畫面牽動了所有人的心。那個時間起，所有的中國學生都「反」了，所有學校的「聯誼會」都「反」了，所有的中國留學生組織都獨立了。最後，發展成了全美中國學生學者的獨立自治組織，【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學自聯）。一九九四年學自聯五屆代表大會在我們UK召開，學自聯主席耿曉在講話中說：「馬薩諸塞州的列剋星敦打響了美國獨立運動的第一槍，肯塔基的列剋星敦打響了中國留學生獨立運動的第一槍」。
89年北京那段時候，我們UK的獨立自治學生組織是最興旺的時候，對方銷聲匿跡。從四月份開始，我們UK是唯一以學校為單位，代表同學，上街遊行。我們是組織四月底的芝加哥支持北京「四二七」遊行的主力；是進人領事館的學校代表；我們是6月4日芝加哥聲討暴行集會的主席團學校；我們是全美學自聯的前身，「中西部學自聯」，的發起學校。我們的努力得到了成果，我的團結了同學，為支援國內的學生出了力。六月五日下午，北京街頭流血的第二天，我們在UK的物理系大教室召開了大會。我在黑板上寫下了「擦乾眼淚，攜起手來」八個大字，許多人哭了。大使館精心培養的傀儡組織CSA的許多人也來了。他們的許多人也哭了。我記得一位機械系的同學起來說：CAS該解散了，否則我們對不起北京的同學。我們熱情的握手••••••（當然，這僅僅是暫時的。九十年代後期，他們在大使館的支持下又捲土重來，我已經畢業離開UK了。）
臺灣、香港的留學生團體也都支持我們獨立自治。當時臺灣學生會的會長就是現在的立法委員費鴻泰先生，他那時是學統計的博士生。鴻泰和我同歲，他們非常關心大陸的事情。我們是獨立自治的組織，沒有官方的掣肘，沒有人為的意識形態，方城、鴻泰和我都相處很好。香港的學生會的會長是學醫的。我們多次和臺灣、香港、 東南亞的華人留學生一起開party，一起郊遊，烤肉。八九年四、五月間為了保證我們和各界的聯繫，臺灣和香港的同學捐款買了一臺傳真機送給我們，放在方城的家裡，每天各地的消息源源不斷傳來。當時email不普及，傳真是比較貴的設備，對我們是雪中送炭。六四期間，中國人都團結起來了。無論「左」、「右」，無論地域。大陸、臺灣、香港的中國學生都走上街頭，出錢、出力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吶喊。
方城的以公開的民聯成員身份競選成功留學生組織，對民聯是個巨大的鼓舞。各地的民聯組織紛紛來電祝賀。方城在《中國之春》發表文章，說明我們的立場和我們的態度。方城在肯塔基的努力得到了效果，開創了民聯在普通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的草根活動。對於一個政治組織，只有根植於基層，才有生命力；只有適應草根的需 求，才有活力；只有團結普通的人，才能不斷成長。肯塔基的民聯在那個時期非常有成就。許多人到方城那里長談，參加了民聯。民聯的組織飛速擴大，後來發展成 了分部。民聯組織不再神秘，不再是地下，同學們也不再害怕，成為留學生、華人的草根團體。UK的學生獨立自治也為民主運動的發展創造了土壤。
方城為人熱情，願意助人。幫助了許多老朋友，他在北大時的老朋友、老同學都受到他多方幫助到了美國。在最困難的時候方城和我一直堅定的互相支持。沒有方城的支持，我無法堅持下來。我們從來沒有妥協過，從來沒有背離當初競選的宗旨。我們經常在一起，他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同樣，我的許多朋友也成了他的座上 客。那段時間，我們無話不談。他的家人，他的媽媽，太太，兒子都和我們的親戚一樣。吳太太高曉林女士是一位非常賢惠，勤勞持家的妻子。早出晚歸的打工，又是方城事業忠實支持者。他們一家連他上中學的兒子都加入了民聯。我們常常開玩笑說他家一家在民聯就是「三票」。
方城是個急性子。記得有一次划船漂流，我們許多同學，好幾對夫妻，每對夫妻一條船。他們夫妻兩人比我們幾個都壯，可能是用力不均勻，船老打轉，落到後面。他更加用力，結果船翻了，渾身是水。他沒有感到自己用力太大，卻覺得夫人沒有配合好，愈發著急。我們都笑他的急性子，他的病變可能與他的性子有關。
方城是性情中人，原則性強，從來無法掩飾自己的好惡。由於肯塔基的事，我們兩人的名字經常聯繫在一起。我們很多事情看法一致，但做法可能不同。他著名的「人血饅頭」文章激烈暢快。雖然我的觀點和他是一樣的，但是我就不會寫文章公開批評。這可能是我們的不同。他的原則性可能和他的經歷有關。他經常和我談起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北大是反對聶元梓的，也常常談起民聯內部的一些糾紛。
在後來的民聯的「倒王」事 件，以及學生組織在民主運動中的作用，我們漸漸出現分歧。我開始是支持的，但是並不積極，後來開始反感。我在內部的分歧問題上不是一個堅定的人。我認為內部的分歧沒有必要爭出涇渭分明的長短。我認為他們和王炳章僅僅是工作方法的不同，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也是我在九三年的民運「大聯合」失敗以後慢慢退出民運組織的起因。我對內部的不停的鬥爭、糾纏沒有興趣，失去了耐心。方城則對不符合程序的事情深痛惡絕，一往直前，堅定不移。這也是他之所以能在困難時期接任民聯主席，並且堅持到底。這些堅持，正是許多朋友稱道的，也是我不具備的。九二年我博士畢業離開了UK，和方城也漸漸失去了聯繫。記得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華盛頓，記不得是那年了。現在想起來，我們之間許多可能有很多誤解，沒有根本的分歧。
我們有一件小事最讓我難忘。我為了增加收入，在校內早晨送報紙。報紙是當地的主要報紙，叫《Lexington Herald-Leader 》。 在美國送報紙就像小生意，先交了報紙錢給報社買來報紙，挨家挨戶的送去，還要從挨家挨戶的收錢，一份報紙也就幾分錢的差價。每天六點半以前必須送到，送晚了，人家不但不給錢，還投訴。報社管理苛刻，我每天三四點開始送報，一天也不敢怠慢。聖誕節期間全家想出去玩幾天，但是送報怎麼辦？找了許多朋友，一聽三四點起床，別說一星期，一天也沒人答應。方城卻應許了，幫我送了一個星期，才讓我渡了一次假。這就是方城的為人。
我從UK畢業已經二十一年了。最後一次到肯塔基的列剋星敦是一九九四年的學自聯五大，也快二十年了。不過我們UK的同學之間的友誼還是和當初一樣好，很多人成了一生的朋友。也許當時的壓力把我們凝固在一起，我們沒有資金，沒有資源，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使得我們透不過氣來。但是，我們堅持住了，堅持獨立自治。這裡面方城的功不可沒。驚聞方城兄仙逝，謹以往事的回憶，以表懷念，祝願方城在天國安息。
（二零一三•四•二十四•於加州矽谷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