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與《國際歌》相牴觸
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國後，一支《東方紅》唱響了中國大地，毛澤東陶醉在「人民大救星」的讚頌中。雖然這「救星」小曲（《東方紅》源於陝北情歌）與《國際歌》莊嚴宣言「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形成天造地設的矛盾組合，但歷經幾千年九個大王朝與十幾個小王朝習染的中國小民，與其說是麻木不仁，不如說早已耳熟能詳了。奇怪的是大大小小的知識份子也加入了這不倫不類的合唱。
我們的歌曲、歌劇、我們的文章、大會慶典的橫幅豎標充斥著「銘黨恩」、「共產黨的恩情比那東海深」、「感謝恩人毛主席」……，甚至在汶川大地震之後重建的小區白粉牆上也大書著「千年不忘黨恩情」。怎麼解讀呢？「要是沒有共產黨也不會有大地震」當然不對；若理解為多虧有了共產黨才迅速地重建了新家園，那麼唐山大地震，不也就是同一個共產黨堅持要向國際社會表明偉大的中國能夠自力更生，不需要任何外援也能站起來，而導致唐山耗費了二十年才緩過氣來麼！有一個對等的例子：當飢餓的朝鮮老百姓領到國際社會糧食援助時，老百姓熱淚盈眶地歡呼：還是我們的金領袖好！托金領袖的福，他給了我們活命的糧食。
變哀歌為頌歌，變問責為感恩（同在地震區，老建築沒傾覆，新校舍卻被夷為平地），變反思為讚美，這是中共宣傳口的「大智慧」。
靠人民養活卻要人民感恩
《史記‧淮陰侯列傳》：「有一母見信飢，飯信。」一位在江邊以洗絮為業的大媽見飢餓的韓信就給他飯吃，這就是龔自珍詠嘆過的「冥報因他一飯恩」。有受恩者就有賞賜者，二者關係明確。但用之於共產黨與老百姓就多有不當。黨不從事生產，也未曾像共產黨的元老恩格斯那樣出入於交易所賺它個幾百萬（不然他就沒有錢資助流亡到歐洲的革命者），今日的共產黨自己都靠納稅人養活，拿什麼賞賜人民？
賞賜與被賞賜實則也是主人與奴僕關係的通常紐帶。
在歐洲或美國絕對不可能出現選民向工黨、保守黨或民主黨、共和黨高呼「感恩」的事，儘管這些黨也許作出了很有利於選民的新政，但他們的總統、首相卻只能以「公僕」身份受到這樣那樣的問責，他們不能高倨於公民之上。
要說誰該感謝誰，誰有「恩」於誰，翻開歷史看一看國共的「淮海戰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吧。解放軍方面有民工五百四十三萬參與後勤支援，其中隨軍常務民工二十二萬人，二線民工一百三十萬人，後方臨時民工三百九十一萬人，擔架二十點六萬副，大小車輛八十八萬輛，扁擔三百零五萬條，牲畜七十六點七萬頭，船隻八千五百三十九艘；糧食九點六億斤，運送到前線四點三四億斤。沒有這樣大的民工隊伍支援，共產黨要打敗國民黨簡直一萬個不可能。陳毅元帥心知肚明，他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共產黨應該向老百姓感恩，而不是以「恩人」自居。人民對共產黨作出了這麼大的貢獻並沒有向共產黨索取什麼，就如「飯」韓信的「漂母」回答韓信一樣：「豈望報乎！」
對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
又說「大躍進」中河南信陽事件吧。由於河南省委多估全省糧食產量四百多億斤，結果是全省性高徵購，農民沒有糧食賣。在「反瞞產」運動中，一個公社「一天竟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有的農民被「當場活活踢死」。信陽地區為逼糧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九六○年七月「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一萬零七百二十人，死在拘留所的六百六十七人」（《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北京第一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第三次印，P492-493）。然而受冤的老百姓還是把人民政府看作是自己的政府，把共產黨看作是為自己服務的黨。沒有一個人提起訴訟，認為自己該被拷打、被關押。多麼溫厚的人民啊！但哲學家卻說：「所有的亞洲人都像奴隸似的聽命於一個人，其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發不出‘不’這個聲音。」（希臘，普盧塔克《論羞怯》、《西方名著入門‧人與社會》〈六〉P123）
恐怕黨內也多少意識到這個「恩人」的危機，一九八○年四月七日發了一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其中有言：「如果進藏幹部和解放軍在幫助藏族人民完成社會改革以後，以‘恩人’和當然的‘領導’自居……那末我們就不但不能加強民族團結……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上〉P443-444）二○一二年五月九日汪洋在廣東省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講出了「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觀點」，可惜這些「文獻」和講話都成了紙上談兵，「恩人」觀照樣在社會上氾濫。以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新聞聯播」、「中文國際」為例：「李長春到西藏調研」，畫面上仍有橫幅「黨的恩澤」呈現。當年國慶，幾個省臺仍「慶國慶，銘黨恩」不絕。
說了說，告誡了告誡，「恩人」、主人照當不誤。我們不得不切盼公民意識歸來，奴僕意識遠去，憲政民主到位。
（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