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銀行和諮詢公司貝恩7日發布《201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截至2012年底，我國可投資資產超過1千萬的「千萬富豪」超過70萬人，相較2010年增長了約20萬人，他們持有的可投資資產達到22萬億元，同期我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為80萬億元，千萬富豪集中了全國近三成的投資資產。
中國千萬富豪的人數還在增加，到今年年底，千萬富豪的人數將達到84萬，可投資資產將增加至27萬億元。當然，這個數字未必一定精確，但彰顯出中國社會財富聚集的趨勢。中國有13億人，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自然會釋放出中國社會超乎尋常的創富熱情。
但不管如何，富豪人數和13億人口基數相比都是微乎其微的。更重要的是，這些人數極少的富翁，擁有的財富量和投資資產，卻又折射了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和收入分配不均的尷尬。這無疑讓普通人感到沮喪和充滿挫折感。
市場經濟是好，因為它給予了所有普通人以願景和期冀---每個人都能成為千萬富豪。但事實上這種願景是虛妄的，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的規則意識和法治水平還有待提升，那些有幸成為千萬富豪的人們，很容易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有能力和資源，利用法治上的瑕疵和規則上的瑕疵，和權力形成利益共同體，從而獲得更多的市場特權。所以，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性現在不是變得更快，而是出現了富者恆富貧者愈貧的殘酷現實。近年來曝露出來的眾多「富二代」和「官二代」的糗事，足以說明一切。
現代法治社會，最可怕的就是「仇官」和「仇富」。中國社會，恰恰浮蕩著「仇官」與「仇富」的魅影。這不是中國民眾偏狹而是富人和官員的不當行為所致。合法、合理、合情創富，是讓人尊重的，但中國富豪們有多少能夠襯得上這個「三合」值得關注。公共權力，本職就是為民謀福祉，是公民的公僕，體現的應該是全方位的公共性。但公權僭越法治，公權侵凌權利，公權與資本合謀，卻是公眾常常觀察到的怪現狀。在新媒體崛起的時代，公眾利用輿論場監督和揭露的社會醜惡現象，也大都離不開「權」和「錢」二字。
用流俗的話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若中國富豪和官員的形象在公眾的評價中一直處於被詬病或嘲諷的水平，中國社會不可能升華到合乎法度的市場經濟，而只能是畸形的權貴市場經濟。
因此，在現實的情境下，中國千萬富豪的數量越多，並不能激發民眾的自豪感，只能觸發公眾挫折感。只有公共權力充分自省，意識到民眾的重要性，並通過高效穩妥的公共政策設計，讓市場經濟沿著公平理性的制度軌道運行，才能讓這個社會祛除「仇官」「仇富」的情緒。而現實卻是，撫慰社會民生的制度框架似乎拉了起來，但是執行過程差強人意。而一些平抑社會收入分配不均和不公的制度性舉措，依然面臨著利益群體的阻滯，譬如收入分配改革的步履維艱，譬如養老金雙軌制的破局之難，還有針對富人的財稅政策設計的缺位等等。
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滿眼都是問題，悲觀以對沒有意義，抓住主要矛盾解決問題才是關鍵。在我看來，當今中國社會最重要的抓手一是治官而是均富。治官是使權力從人治特權升級為法治平權，只是當務之急，公權力中庸公平，市場就平順健康，社會就理性平和，公眾就沒有怨氣。均富不是平均主義，而是讓創富之道合乎規矩，讓富人在法治的規律下增強社會責任感，在財稅制度的約束下，養成回歸社會的責任心。更重要的是，均富要讓全體國民都能看到真正的創富希望。
所以，僅僅分析千萬富豪在中國的數量增加，是沒有意義的。只要和公共權力的公共品性和社會民生的質量結合起來，才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