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國當下的金融風險因素正在積聚，另一方面「中國特色」又可能消解危機，未來的前景取決於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再平衡。
近期，各界對金融風險的關注與擔憂可謂空前。博鰲亞洲論壇上的各路專家不僅擔憂發達國家債務危機的死灰復燃，更是將焦點轉向中國影子銀行和政府債務的安全性。此前野村證券就直接指出，中國已經具備與歐美日爆發金融危機之前的相似特徵。雖說「唱空中國」是國際投行的「別有有心」和「慣用伎倆」，但這次似乎並非空穴來風，因為金融系統的確出現不祥之兆：雖說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普遍位於1%以下的安全區域，但不良貸款餘額卻普遍以兩位數甚至三位數（如平安、浦發等）的速度增長，增速令人咋舌；更讓各界不安的則是影子銀行這個重磅炸彈，其規模被普遍預估為20萬億∼30萬億元，相當於GDP的半壁江山和銀行貸款的三分之一。鑒於影子銀行「龐氏騙局」的色彩較濃，銀監會也坐不住了，開始發文件整頓，國內銀行股也接連遭遇重挫。由此，中國式金融風險是否會集中爆發，就頗值得細細深究。
這些年來，各種「唱空中國」的危機論調竟然都沒兌現，這本身就耐人尋味。亞洲金融危機後的國企危機轉化為銀行不良貸款，學界斷言「中國的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但此後國企改制、剝離銀行不良資產和銀行上市融資的改革紅利卻將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推向全球巔峰；近十年來陸續有專家唱空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但剛性需求卻支撐著房地產的火爆到如今都未熄滅；兩三年前地方政府債務浮出水面，郎咸平隨即預言「中國債務危機正式爆發，政府要破產」，卻不料地方政府債務借道影子銀行得以喘息。雖然各路專家的預判既有經典經濟學邏輯的推導，又有歷史經驗和現實數據的實證，卻每每對危機看走眼。因為危機本身就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是動態發展與自我調整的過程，以孤立靜態的分析框架和「以過去照亮現在」的思路來預測未來，自然是「計畫趕不上變化」。畢竟「上帝關閉一扇門的同時，也會打開一扇窗」，而且歷史也不會簡單地重複，正如不能以過去「看空中國」的論調都落空了，就據此斷定未來也不會發生一樣。
可見，要預判金融風險的未來前景，還需基於全息全維的動態考量才能探知一二。不可否認，當下的中國金融正進入各種危機因素的堆積期。一則，市場經濟有著金融危機的內在宿命。金融從貨幣中介走向自循環，本身就蘊藏了從膨脹到危機平倉的內在邏輯。當金融理財的體量較小、題材概念有現實紅利的支撐，以錢生錢的遊戲尚有騰挪的空間，而一旦金融過度膨脹、概念被過度透支，則擊鼓傳花的遊戲就會演變為多米諾骨牌的坍塌效應，美國的金融危機正是因為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透支了次級債的繁榮。當下中國的金融大混業浪潮也是緣於金融內在膨脹的邏輯，而一旦理財產品過度膨脹，並透支各種概念，也難逃金融危機的宿命。二則，實體經濟去產能將埋下金融地雷。近期，無錫尚德的破產讓不少銀行的貸款打水漂，而這不過是實體經濟去產能轉化為金融地雷的冰山一角。過去，從傳統產業到新興產業，都經歷了從產能大擴張到產能大過剩後的工業去產能，未來商業地產的過剩也將助推去產能化浪潮，由此金融系統的壞賬和爛賬也將水漲船高。三則，政府過度的債務風險隱患正在積聚。在宏調思維的主導下，政府救經濟卻讓自身背上沈重的債務壓力，光鐵道債就高達2.6萬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更是將近12萬億，「拿什麼來還債」成為明天的重要命題。四則，信息化與全球化放大金融的黑天鵝效應。信息化與全球化時代，資本呈現出高度的流動性、分散性和隱蔽性，從而顛覆了政府傳統的金融管控模式，一旦黑天鵝事件爆發，便迅速大範圍傳播。中國追隨西方金融路線的同時，金融前景的不確定性也在迅速增加。
雖說危機因素正在積聚，但對沖危機的因素也同樣存在，「中國特色」可能消解金融危機。
一、強大的行政力量可以給危機補窟窿。雖然「大政府」導致低效率和潛在危機，但同時也是堵截危機的力量所在。相對於西方，中國式的行政力量空前強大，強有力的行政監管與宏觀調控、龐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都是為危機補窟窿的潛在彈藥，就連擅長做空的索羅斯都盛讚中國的金融管制，表示「很放心」。
二、改革空間釋放危機緩衝的空間。一旦危機露出苗頭，將倒逼市場化改革提速，從而釋放制度紅利，如溫州的高利貸危機倒逼民間金融改革的試水，這種以改革來緩和危機的「特色」在西方卻難以尋覓。
三、戰略縱深提供危機緩衝的餘地。中國曾依靠從沿海到內地的戰略縱深推動產業轉移，而如今的人民幣國際化又增添了從國內到國際的戰略縱深，金融承受外部衝擊的同時，也開闢了向外轉嫁危機的渠道。
四、新經濟(310358,基金吧)與金融的嫁接化解危機隱患。事實上，中國正在成為新經濟的弄潮兒，2012年中國授予的專利同比增長25%，創新的威力可見一斑。一旦新經濟與金融得以結合，虛擬貨幣沉澱到實體經濟中，也就解決了「錢到哪裡去」的苦惱，化解貨幣自循環的危機隱患。
顯然，金融風險爆發的前景如何取決於上述正反兩大力量的較量。這兩種力量都是長期存在且自我強化的，因此，不可能出現一方完勝另一方的狀況，而只會是犬牙交錯、此消彼長的格局。中國式金融風險的前景也就呈現為「整體橫盤，局部危機，消化與轉化並存」的基本態勢,難以出現全面的危機。首先，有些領域的危機爆發不可避免。這往往是那些游離於行政管控之外的領域，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野蠻生長，並遭遇盛極必衰的瘋狂洗牌，如民間金融的高利貸、網際網路金融等領域，淘金貸、優易網、眾貸網等P2P網貸最終都紛紛倒逼。其次，有些領域的危機以「市場平倉+政府兜底」收場。如光伏危機中，江西地方政府就以財政兜底（如墊付工資等），但怎奈窟窿太大，政府力量也是杯水車薪，還是敵不過市場平倉。影子銀行量大面廣，一旦引爆後果難以想像，政府同樣不會坐視不管，但一些泡沫嚴重的理財產品還是難逃被蒸發的命運。最後，有些領域的危機以內部消化和外部轉嫁的形式來化解。如鐵道債、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等領域，政府本身就是金融的參與者，無法容忍危機的爆發，將會走「行政力量+市場化運作」的路子，要麼是靠財政注資、增加稅費實現危機的內部消化，要麼是搞債轉股、資產剝離來轉化危機，如從股市上圈錢來填補窟窿。但這些只是權宜之計，若危機的根子不除，日積月累之後，發達國家眼下的債務危機就將是中國未來的前車之鑒。
可見，無論金融的風險因素以何種形式收場，都離不開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之間的抉擇與平衡。因為，中國現存的危機和未來的潛在危機，既有市場化過度的成分，又有市場化不足的成分，歸根結底是沒能界定好政府與市場的各自邊界。由此，危機爆發與應對的問題，本質上就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失衡與再平衡——政府是選擇行政干預來對沖市場力量，還是讓市場化的危機來自行清理，還是以危機倒逼市場化改革，平衡政府與市場？按理說危機會倒逼市場化改革，但危機之後的溫州金改試點對外以市場化示人，內部卻依然是行政管控，金融領域的國民待遇還未開始兌現，民資進入金融領域的障礙猶存。由此可見，局部的危機很難對金融市場化有實質性鬆動，非市場化因素所累積的更大危機，才能真正推動未來的市場化改革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