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侵襲人類，從古至今，都有發生。從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記錄。兩漢時期是古代對瘟疫記錄最多的時期，東漢時期暴發的「毒言」是漢代在熱帶地區流行的通過唾液傳播的一種皮膚性傳染病。東漢的王充在《論衡言毒》中對該瘟有載：「太陽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為毒。」同代的《睡虎地秦墓竹簡》還有關於防治「毒言」的立法，清晰記錄有對「毒言」者，知情者應主動斷絕與其接觸，不與患者一起飲食，或者不用同一器皿。這是已知我國最早的關於防治瘟疫法律行文及預防常識。面對瘟疫的發生，東漢的「醫聖」張仲景，在其所著《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並治第二十四》亦有所記：「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夏，「郡國大旱，蝗」，當時疫情嚴重，患者多，平帝下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西漢政府騰出一些住宅作為隔離區，集中對病人進行治療，切斷瘟疫的傳染源，以防止疫病擴散，在古代治療手段落後的情況上，是一種有效的措施。其實，瘟疫隔離在秦朝已經被納入法制軌道，漢代繼承充分發揮了這一抗疫措施。
瘟疫流行時，漢代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也採用醫藥治療來抵抗疫情。比如，東漢馬援出征交趾時，軍中出現瘴疫，軍醫發現薏苡仁能在一定程度預防瘴氣，令將士食用等。漢代政府在疫情出現時，還派太醫到地方為民眾診病，將醫藥分給疫病的百姓。如建寧四年（171）三月大疫，命中謁者巡行致醫藥。建武十四年大疫，太守鐘離意親自接濟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古人還充分發揮水井這當時重要飲用水源的作用，給井加欄，上蓋，必要時直接將藥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飲用，用於治療和預防瘟疫的傳播。
嚴重的瘟疫發生時，在古代會致大量人口死亡，如果不及時安葬死者，就會加劇疫病的傳播。平帝元始二年便由政府出錢給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安葬費，及時安葬死者，一方面減少疫情傳播，也能安慰活著的人，幫助其擺脫困境。隨著古人對抗瘟疫的經驗不斷積累，古人對瘟疫的預防也日漸科學。如晉人葛洪在《肘後備急方·治瘴氣疫》載：「一家合藥，則一里無病，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這就很直接地告訴人們要重視生活環境和飲食衛生。從古流傳下來的臘月大除塵，端午飲雄黃酒，挂艾葉等習俗主要就是為了殺菌抑菌。
到了唐、明朝時期，其抗疫都有亮點。如唐文宗李昂「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凶具隨事瘞藏」，集體掩埋，減少公共擴散，預防傳染病的再暴發。明嘉靖年間創製「濟疫小飲子」，給民間賜藥的同時，還有「頒方」等手段。用醫治疫做得最好的宋代，還產生了著名的中醫典籍《聖惠方》、《集驗方》等，其上面所載方子，有一些至今還被現代中醫所使用。
當然，縱觀古代的抗疫，受科學技術、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國家財力等因素制約，其抗疫救災的成效是有限的。疫情在古代還滋生出許多的求神彌災等祈禱儀式，舊有巫祝信仰發展等。面對瘟疫，不管古代還是現代，人類為控制、降低、減少瘟疫流行都積極地做著各種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