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跡象顯示，中國社會正普遍蔓延著一種絕望感。老百姓和知識份子對體制絕望，對執政者絕望，對反腐絕望，對信用淪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會絕望。人們的絕望感和絕望可能導致的後果，已然成為習近平無法迴避的難題。
法學家賀衛方在5月9日接受共識在線訪談時談到了社會上的幾種絕望感。如，老百姓對政府對司法絕望。地方政府在征地拆遷等方面為所欲為，老百姓無處講理，無法訴諸於司法解決問題，只好上街、上訪、自焚。「我覺得一個國家走到今天這一步，如果讓自己的國民都是有這樣一種絕望感，實在是太可怕了」。
對整個社會信用淪喪絕望。賀說，政府對象清華大學朱令案這樣受到廣泛關注的案件根本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令老百姓絕望；專家參與有毒食品的研究和生產，令人絕望。他說，這個社會已經沒有一種信任，「誰是我們信賴的？領導人，我們不相信，領導人說的話我們不大相信。行業協會，我們不相信。報紙，我們也不相信。網路，說什麼的都有，我們也不知道信誰的。知識份子，也是這個樣子。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個國家已經變成了一種普遍的信任喪失的狀態」。
對反腐絕望。「一個國家的腐敗已經到了可怕的程度」，可是習近平反腐卻要「靠洗澡、照鏡子、正衣冠、學習、整風」，賀說，「多少年來就這麼整過來的，越整越嚴重，這條早就已經不靈了」，如果實施新聞自由，有效監督，公布財產，由中立機構進行嚴格核查，特別是司法獨立，腐敗問題就能解決。但靈的辦法，當局不願採用，不靈的辦法卻不斷重複，反腐哪裡有希望！
這幾種絕望感還可以從孫立平、於建嶸和張千帆等學者的文章和講話找到類似的描述。《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人羅天昊在他的「‘中國夢’的理想與現實」一文中，也談到絕望情緒正蔓延整個中國社會。他說，當財富的來源不再取決於自身努力，而是取決於出身、特權等因素時，民眾仇富，乃是對社會不公、機會不均的絕望甚至仇恨。
那麼絕望感普遍蔓延的後果如何呢？這將使社會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各個絕望的階層都有鋌而走險的衝動。官員對現在的處境如坐針氈，怕被舉報被雙軌，又對未來的預期絕望，怕被清算，因此他們會不顧一切加速撈錢，同時拒絕改革。他們白天照鏡子、洗澡，說些習近平愛聽的冠冕堂皇的話，以矇混過關；晚上則思忖如何盡快撈錢，如何把錢秘密轉走，意欲逃離的裸官和裸錢將會因此而增加。
自由派知識份子是目前最絕望之階層，他們中的很多人設想習仲勛的兒子會效法卡達爾或戈爾巴喬夫，但他們大失所望，此習居然比胡錦濤還要左。習在屢次講話中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肯定，更讓他們對中國政改前途從原來的樂觀期望變為悲觀絕望。這些人中可能會有人選擇和體制合作，但也會有人在絕望中覺醒，和體制劃清界限，即便最後會落到劉曉波的下場。
老百姓的絕望則是最危險的絕望，特別是那些來自「新底層階層」的絕望。「新底層階層」，如經濟學家王小魯所說，包括失地農民、被拆遷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還有因為高房價墜落的「城市中產」、體制外知識份子，加上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組成龐大而複雜的底層社會。
這個龐大而又複雜的底層社會如今瀰漫著極度絕望。他們對政府的任何承諾和信用絕望，對沒有機會改變命運而絕望，對看不到希望而絕望，對極少數權貴佔有絕大多數社會財富，導致他們無法在財富上成功而絕望。絕望中，只要社會上一有「風吹」，他們就會「草動」，他們會把憋足的憤怒和絕望轉化為行動，轉化成大規模的自發的群體性事件。他們中也會有人加入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世界末日大競賽，為了幾張票子，不惜化身為魔鬼，專幹傷天害理的事，使這個已經潰敗的社會更江河日下。他們的行為固然令人髮指，但試問，如果他們有希望，為什麼要幹這些絕望的事呢？
當這些絕望感像瘟疫一樣迅速擴散的時候，新科皇帝習近平還沉浸在「三個自信」的「中國夢」中。一些學者也很自信，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不會爆發革命。但是從普遍瀰漫的絕望感來看，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已經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