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雜草、自殺與基因的悄悄傳播——有關轉基因作物，哪個為真實，哪個為虛假，哪個尚屬未知的呢？2013年5月2日的《自然》雜誌就這些問題進行了報導。文章認為，轉基因作物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但是對其進行污蔑也是不應當的。真理存在於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
在有關轉基因食品與作物的激烈爭論中，很難判定哪些說法是具有科學根據的，哪些說法沒有證據而只是憑空猜測的。自從轉基因食品首次實施商業化運作將近20年以來，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技術引起了高度的關注。提倡者們說，轉基因作物使農業生產值增加了980多億美元，而且據估計所噴灑的殺蟲劑減少了4.73億公斤。但是，批評者們卻對轉基因作物所帶來的環境、社會和經濟影響持有懷疑態度。
研究人員、農民、活動家以及轉基因種子公司都在高調地提倡自己的觀點，但是科學數據通常並非確定的，或者甚至互相矛盾的。長期以來，複雜的真相已經被激烈的言辭所掩蓋。「有關的爭論沒有取得進展，對此我感到很失望，」荷蘭瓦赫寧恩大學研究中心的農業社會經濟學家多米尼克·格洛弗說，「至於哪些是關鍵的證據，哪些是重要的問題，雙方各執一詞，觀點不一致。」
在這裡，《自然》雜誌要審視三個亟待解決問題：1.轉基因作物催生了對除草劑具有抗性的「超級雜草」嗎？2.轉基因作物正在促使印度的農民自殺嗎？3.轉基因作物中的外來轉基因是否會傳播到其他植物中？這些富於爭議的案例研究表明責任是如何轉移的，謊言是如何散播的，文化上的不敏感性又是如何促使爭論激烈起來的。
轉基因作物引起超級雜草——真實。
大約五年前，喬治亞州的農業顧問傑伊·霍爾德在一個客戶的轉基因棉田裡首先注意到長芒莧（Amaranthus palmeri）。對於美國東南部的農民來說，長芒莧是特別令人頭痛的植物，在吸收水分、光線和土壤養分方面能夠超過棉花，很快在田野上取得主導地位。
自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農民開始大範圍種植轉基因棉，這種棉花經過生物工程處理，目的是要對抗除草劑——草甘膦（glyphosate）。草甘膦的市場名稱為農達（Roundup），由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的孟山都公司生產。利用這種除草劑與作物結合的辦法很有效，直到2004年。那一年，在喬治亞州的一個縣發現了抗除草劑的長芒莧。到2011年，抗除草劑的長芒莧擴展到76個縣。「當時，已經達到如此地步：一些農民有一半棉田被這種雜草佔去。」霍爾德說。
一些科學家以及一些反對轉基因作物的組織警告說：種植轉基因作物，鼓勵大量使用草甘膦，正在促使許多雜草朝著抗除草劑的方向進化。自從1996年引進抗農達的作物以來，發現了24個對草甘膦具有抗性的雜草物種。然而，不管是否種植轉基因作物，雜草對除草劑的抗性對於農民來說總是一個難題。例如，大約有64個雜草物種對除草劑莠去津（atrazine）具有抗性，而且尚無轉基因作物能夠對抗該除草劑。
然而，可以將抗草甘膦的作物看做是自身成功的犧牲品。從歷史上來看，農民利用多種除草劑，延緩了抗性的產生。此外，農民們還通過耕耘土地來控制雜草的生長，這種做法會損耗表層土，釋放二氧化碳，但不會促進雜草抗性的產生。這些轉基因作物使得種植者幾乎完全依靠草甘膦，這種除草劑的毒性比許多其他化學藥品都要低，在不用犁地的情況下可以殺死多種雜草。農民們年復一年地種植轉基因作物，不變換作物品種，也不改用其它除草劑來制止抗性的產生。
這種耕作方法得到孟山都公司的支持，該公司聲稱：在正確施用草甘膦的情況下，雜草是不可能自行產生抗性的。直到2004年，孟山都公司公布了一項歷時多年的研究，研究表明輪換種植作物、改變除草藥品無助於避免抗性的產生。在使用孟山都公司建議的劑量時，草甘膦能夠有效地殺死雜草。時任公司除草部技術主任的里克·科爾在一家行業雜誌的廣告中稱：「我們知道，死掉的雜草是不會產生抗性的！」該研究成果發表在2007年，由於試種的範圍太小而受到科學家們的批評，原因是無論耕作方法如何，種植面積太小就會使得產生抗性的機會很少。
俄勒岡州科瓦利斯市國際抗除草劑雜草調查團團長伊恩·希普稱：現在，全世界有18個國家發現了抗除草劑的雜草，其中遭受重大影響的國家有巴西、澳大利亞、阿根廷和巴拉圭。而孟山都公司目前在草甘膦使用上改變了立場，建議農民利用混合的化學除草劑產品，而且建議犁地。但是，孟山都公司絕不承認在導致雜草抗性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耕作方法的過分自信，外加經濟利益的驅使，導致了在除草劑的使用上趨於單一化。」科爾告訴《自然》雜誌的記者。
總而言之，相對於以產業規模種植的傳統作物，抗除草劑的轉基因作物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是較小的。英國多爾切斯特市一家諮詢公司——PG經濟學公司（PG Economics）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1996年至2011年期間，抗除草劑棉花的引進為農民節省了1550萬公斤除草劑，比種植傳統棉花少用6.1%的除草劑。PG經濟學公司的副總裁、研究論文的合作者格雷厄姆·布魯克斯說：轉基因作物使環境影響指數改善了8.9個百分點。環境影響指數是一種把殺蟲劑毒性對野生動植物的影響等因素都考慮在內的測量方法。許多科學家們認為，在對環境影響的評估方面，這項由企業資助的研究是該領域規模最大、最具權威性的研究之一。
問題在於，這些益處還會持續多久呢？目前，農民們通過使用更多的草甘膦、搭配使用其他除草劑和犁地來對付抗性雜草的增殖擴散。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帕克分校植物生態學家大衛·莫滕森進行的一項研究預測到：轉基因作物會直接導致美國除草劑使用總量的上升，2013年每公頃的除草劑使用量大約為1.5公斤，到2025年每公頃的使用量將會達到3.5公斤以上。
為了給農民提供控制雜草的新方法，孟山都公司和其他生物技術公司（如：印第安納州的陶氏益農公司）正在開發對多種不同化學除草劑具有抗性的新一代作物，這種作物可望在幾年之內實現商業化種植。
莫滕森稱，這些新技術也終有一天會失效。然而，以色列魏茲曼科學研究所研究雜草的科學家喬納森·格雷塞爾說：完全放棄化學除草劑是不切實際的方案。利用化學除草劑來控制雜草仍然比耕耘土地更加有效，而且對環境的破壞程度較低。「一旦農民們開始採用更加可持續性的耕作方法，同時混合使用除草劑，他們就會遇到較少的困難。」格雷塞爾說。
轉基因棉促使農民自殺——虛假。
在3月份的一次採訪中，印度的環保活動家兼女權主義活動家凡達納·施瓦一再重複一項驚人的統計數據：「自從孟山都公司的產品進入了印度種子市場之後，有27萬印度農民自殺了，」她說，「這是種族滅絕的行徑！」
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印度全國的總自殺率已經有所上升。因此，自從孟山都公司於2002年開始在印度銷售轉基因種子以來，種族滅絕的斷言實際上就是多次出現的企業剝削情況。
Bt轉基因棉含有來自蘇雲金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一種基因，能夠抵抗某些害蟲。起初，這種基因棉在印度的推廣並不順利。開始時，Bt轉基因棉的種子比當地的雜交品種貴五倍，促使當地的經銷商以較低的價格銷售一批Bt轉基因棉與傳統棉的混合棉種。山寨種子的銷售以及有關產品使用的信息誤導造成了作物收成上的減少和經濟上的損失，這無疑增加了農民的負擔。長期以來，農民們一直承受來自信貸緊縮體制的壓力，使他們不得不向地方放貸者借款。
然而，格洛弗說：「將農民自殺完全歸因於Bt轉基因棉是沒有道理的。」在印度農民中，儘管經濟困難是致使他們自殺的一個因素，但是從根本上來講，在引進Bt轉基因棉之後，農民的自殺率沒有變化。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證實了這一點。關於Bt轉基因棉的種植和印度農民自殺的情況，他們蒐集了政府數據、學術論文和媒體報導。研究人員所發現的情況發表於2008年，在2011年進行過更新。他們的發現表明：印度人口中每年自殺的總人數在1997年為剛剛不到10萬，在2007年為12萬多，但是在這十年中農民每年自殺的人數一直徘徊在兩萬左右。
在過去的十年中，德國哥廷根大學農業經濟學家馬丁·凱姆一直在研究印度Bt轉基因棉所造成的社會和財政影響。他說：儘管開始推廣時障礙重重，但是Bt轉基因棉使農民們受到益處。在一項針對印度中部和南部533個棉農家庭進行的研究中，凱姆發現：在2002年至2008年之間，由於遭受蟲害的損失減少，每英畝的產量增加了24%；在同一階段，農民的利潤平均增加了50%，原因主要是產量增加了。凱姆稱：目前，印度種植的棉花中有90%以上是轉基因棉，考慮到利潤因素，這是不足為奇的。
華盛頓大學環境人類學家格倫·斯通說：根據實驗，Bt轉基因棉
產量增加的證據是不足的。他進行了原始的現場研究，並分析了有關印度Bt轉基因棉產量的研究文獻。斯通說：在報導Bt轉基因棉產量增加的研究中，多數經過同行評議的研究關注了短期的增產情況，通常是在這項新技術上線後最初幾年的增產情況。他說，這樣就產生了偏差：首先採用該技術的往往是比較富有而且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民，況且他們在農場上所種植的已經是高於平均產量的傳統棉了。他們的Bt轉基因棉獲得了高產量，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真專注地播散這種昂貴的轉基因棉種。斯通說：目前的問題是，印度幾乎沒有任何傳統棉農場了，無法跟轉基因棉形成產量和利潤上的比較。凱姆承認，許多表明經濟收益有所增加的研究注重了短期的成效，但是他發表於2012年的一項研究控制了這些偏差，仍然發現種植Bt轉基因棉具有持續性的收益。
格洛弗表示，Bt轉基因棉並沒有引起自殺率的上升，但它也不是導致增產的唯一因素。「一概而論地說這項技術是成功的或是失敗的，都是有失精當的，」他說，「在印度，這是一種不斷發展的情況，我們還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
轉基因傳播到墨西哥的野生作物中——未知。
2000年，墨西哥瓦哈卡山區的一些農民想為自己種植銷售的玉米辦理有機產品認證，以期增加收入。當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細菌生態學家大衛·奎斯特同意為他們提供幫助，交換條件是准許在他們的玉米田裡做一個研究項目。然而，奎斯特進行的基因分析揭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情況：在當地生產的玉米中，含有孟山都公司抗草甘膦兼抗蟲害玉米中用來刺激轉基因表達的DNA片段。
在墨西哥，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是不被允許的。因此，這種轉基因可能來自進口於美國的、以消費為目的的轉基因作物，當地農民很可能在不知道存在轉基因的情況下進行了種植。奎斯特當時推測，當地的玉米很可能與轉基因品種進行了雜交，因而獲取了轉基因DNA。
當這項發現發表於《自然》雜誌之後，一個由媒體界人士和政治界人士組成的團體來到瓦哈卡。許多人責罵孟山都公司，說該公司污染了在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玉米發源地的玉米，而那裡的人們認為玉米是神聖的。然而，由於技術上的不足，奎斯特的研究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出現的問題包括檢測轉基因所利用的方法以及論文作者們得出的結論——轉基因可以產生碎片並分散到整個基因組。《自然》雜誌對論文的觀點不再予以支持，但是決定不會撤銷該論文的發表。2002年，在針對該研究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雜誌社使用腳注說明：「所獲取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原論文中所發布的觀點是合理的。」
自從那時以後，主要由於缺乏研究資金，關於轉基因流入墨西哥玉米的情況，幾乎沒有公開發表過縝密的研究，而且極個別的研究顯示出含混不清的結果。2003年4月，俄亥俄州立大學哥倫布分校的植物生態學家阿利森·斯諾，從瓦哈卡125塊玉米田中蒐集了870個植物樣品，發現玉米的種子裡不存在轉基因序列。
但是在2009年，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分子生態學家埃琳娜·阿爾瓦雷茨-布伊拉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植物分子遺傳學家阿爾瑪·派尼若-納爾遜共同主持了一項研究，所發現的轉基因跟奎斯特在2001年從瓦哈卡23個地點蒐集到的三個樣品，以及跟他在2004年從那些地點蒐集到的兩個樣品中所發現的轉基因相同。在另外的一項研究中，阿爾瓦雷茨-布伊拉及同事在來自遍及墨西哥1765個家庭的種子裡發現了存在少量轉基因的證據。其他在當地社區內進行的研究，也都更加一致地發現了轉基因，但是很少有研究成果發表。
斯諾和阿爾瓦雷茨-布伊拉承認，採樣方法的不同可能會導致轉基因檢測上的差異。「我們也是在不同的田地上採樣的，」斯諾說，「她們發現了轉基因，我們卻沒有發現。」
儘管墨西哥正要決定是否批准Bt轉基因玉米的商業化種植，但是至於轉基因是否已經滲透到墨西哥的玉米品種中，科學界仍然存在分歧。
「轉基因將要擴散到當地的玉米作物中，這好像是不可避免的，」斯諾說，「有些證據表明，轉基因擴散的情況正在發生，但是很難說這種情況有多麼普遍，也很難說後果會如何。」阿爾瓦雷茨-布伊拉認為，轉基因擴散將會有損於墨西哥玉米的健康生長，將會改變一種玉米的外觀和味道等特性，而這些特性對於那裡的農民來說是很重要的。她說，一旦轉基因出現了，要想將它們剔除的話，即使並非不可能，也將會是極為困難的。例如，批評家們推測：隨著時間的推移，轉基因特性在當地玉米種群的基因組中逐漸積累，可能會通過耗盡能量和資源，或者通過擾亂代謝過程，最終影響到作物的適應性。
斯諾稱：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表明轉基因會帶來負面影響。她預計，如果現用的轉基因流傳到其他植物中，那麼對於植物的生長將會造成中性的或有益的影響。2003年，斯諾及其同事證明，當Bt轉基因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跟野生向日葵雜交之後，轉基因後代仍然像栽培的上一代那樣需要細心照料，但是不像上一代那樣容易遭受害蟲的攻擊，而且比非轉基因向日葵長出的籽粒更多。斯諾稱，幾乎沒有進行過類似的研究，因為獲得這項技術擁有權的公司通常不願意讓學術研究人員進行這種實驗。
在墨西哥，相關的爭論不止於對環境所造成的潛在影響。農作物科學家兼墨西哥國際玉米和小麥改良中心基因資源項目部主任凱文·皮克斯利稱：在墨西哥，為轉基因技術辯護的科學家們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多數科學界的人士並不瞭解，玉米對於墨西哥人來說，在感情上和文化上具有深切的歸屬感。」他說。
對於轉基因作物，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大量的報導總會忽略更加全面的情況，這一情況很微妙，很模糊，也必定很難處理。轉基因作物不會解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所面臨的一切農業方面的挑戰，凱姆說：「轉基因作物不是靈丹妙藥。」真理存在於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