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為何需40萬億？

最近國內媒體都在爭論外媒報導的「40萬億城鎮化草案遭否決」的新聞，業內人士紛紛闢謠。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但這個40萬億的數字還是嚇到了不少人。從當年朱鎔基總理西部大開發提到過的3.6萬億，再到溫家寶總理在任期間的10-20萬億支持中部崛起、新農村建設以及應對金融危機，現在一下子一個城鎮化就弄到了40萬億，這個投資數字增長為何這麼快？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背後有什麼原因麼？為什麼在朱鎔基之前的中國，並沒有沿用類似的發展模式。而朱鎔基之後的各任總理開啟的投資型經濟建設模式，究竟反映出了中國怎樣的經濟需求？

今天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現在的城鎮化尋找理由，也不是批判過分倚重的投資，我的角度非常客觀，只是將近15年來的投資型經濟做一個總結而已，探討幾屆領導人的發展思路的延續性。

對於最近15年的超大投資，這件事情能發生，我想分為兩個面：一個是這麼大的投資數字，國家怎麼有能力讓其發生？另一個是為何要發生。

第一個問題，必須要從分稅制改革說起。在朱鎔基接手之前，中國經濟正面臨著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個危機時期。

當時的國家並非不啟用投資計畫，而是根本沒有能力進行大規模投資——90年代初，中央赤字達到了歷史極致，甚至為了以銀行資本金填補中央赤字，中國出現了全球罕見的銀行資本金為負的情況。這種情況的出現，與當時中國體制改革有著很大的關係。

在1980年前後，我國開始實行經濟體制的轉變，規定地方財政每年僅需要向中央交納定額的稅收收入。同時，地方政府以免除企業的稅款等手段將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的成果最大限度的保留在當地。

長此以往，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中央財政陷入了嚴重的危機狀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佔總財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由於沒有充足的財力保障，中央政府在當時處於十分弱勢的低位。

中央與地方財政盈餘關係的倒掛在94年——也就是朱鎔基上任副總理之年達到極致。中央沒有錢，對於地方經濟的調控就處於長期缺失的狀態，而地方財政充盈，卻沒有權利，投資就處於長期缺失的狀態。

恰恰是基於這種背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一直沒有出現以國家為主體發動的大型投資計畫。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94年朱鎔基鐵腕的分稅制改革，直接從地方政府手中回收財政收入，分稅制等於是削地方的權。分稅制在諸多阻力下的成功推行，使得之後中央地方財政重新回到分庭抗禮的狀態。

所以中央才有調控能力，才可以推進西部大開發，新農村建設等等大局性質的投資規劃。中央有錢了，才有了真正意義上中央財政部，這也是之後能夠連續十數年出台大規模投資計畫的根基。

有根基並不意味著要推進大投資計畫。大規模投資在拉動中國經濟的同時，其對於產業結構的長期影響，對於消費的反向抑制，以及印鈔所帶來的購買力貶值等問題，一直為學界所詬病。這就到了我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

事實上是，朱鎔基時代開始的大投資路線，恰恰是處於一種退無可退狀態下的必然。

朱的西部開發戰略，起步於98年，當時的中國在結束了財政上的倒掛問題之後，迎來了第一次由外及內的金融危機的波及。

94年開始，隨著分稅制的推行，深化改革的政策方向還有大規模的國企改革，隨著改革深入，中國迎來了可能是改革開放後最大規模的失業潮，這個數據遠遠超過08年經濟危機時的數據。

大規模失業帶來的是國內的購買力下降，內需不振下，中國經濟在94年開始逐漸轉為外向型經濟——依賴進出口貿易。深化國際合作也大概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既然中國要進入這種全球化的節奏，就要接受全球化的影響——無論好壞。恰好97年中國迎來了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海嘯——亞洲金融風暴。

在風暴中外需對中國關上了大門，緊隨其後的兩年，產能過剩成為了政府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加之98年洪水，和94年開始的大失業。政府在新千年之前，面對著改革開放後，最困難的經濟局面。

這種局面的出現，讓朱鎔基總理的投資路線成為必然。一次以國債為主要投資方式的西部開發，中央就砸下3萬多億資金，直接完成了消化過剩產能和促進就業兩方面問題。並且在大投資的牽引下，中國當時良好地資本邊際效率，讓社會享受了長達十數年的高速增長。

有了西部開發的經驗，中央才在之後的數年間，連續推出了振興東北、新農村建設、中部崛起、新型城鎮化等諸多投資主線。與西部開發的背景大約相同，中國在不同時期的大投資，同樣揹負著不同時期背景下的必然因素。

08年的次貸危機，和11年歐債危機引發的至今尚未消退的全球性經濟衰退，都使得中央的投資計畫成為了當時乃至於現在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特別是近年來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實際上是伴隨著資本邊際效率鈍化的經濟背景。

簡單來說，城鎮化的發展模式，首要的是農村人口的城鎮化，讓農業現代化，解放農業生產力，這背後的一個作用是延緩了人口紅利消退帶來的外向型經濟的受阻，為接下來的經濟轉型、新增長點的建立贏得時間。

應該說，中國從90年代之後的經濟規劃都體現出了中央更具大局觀的發展模式，這種大局觀的確立，恰恰是建立在朱鎔基分稅制改革帶來的中央回收財政大權運動的基礎之上。

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否存在問題？當然有。中國既然選擇了外向型全球化經濟模式，就意味著要揹負全球化的危機背景。這種危機很大程度上還並非是近幾年展現出的這種形式。

比如從90年代來說，當時促進進出口貿易，中國大量進口原材料，這就意味著同樣進口了出口國的經濟特徵，比如通脹因素。這樣帶給中國的經濟問題就是巨大的。

一方面，中國進口通脹，國內輸入性通脹壓力就會非常嚴重。另外一點，既然通脹被進口那麼國內對應必然選擇提高利率的應對方式，然而一旦利率抬高，又會造成國內外資本的利差，這種利差直接導致的，就是外資投資成本相對於國資資本要低很多。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開放市場，必然面臨著中國市場大量被更具成本優勢的外資搶佔的問題——也恰恰是基於這種考慮，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一直沒有開放資本管制。

特別是近些年，在全球性流動性氾濫的情況下，資本管制的防火牆有效地保護了國內不至於進入惡性通脹的困境。

外向型的經濟既然可以引發輸入型通脹，那麼相對應的也就存在輸出型通縮。98年的金融危機，恰恰是以輸出型通縮為基礎的，出口受阻，大量產能淤積帶來的通縮成為前投資時代鮮明的特徵。中國經濟在加入全球化之後確實越來越複雜。

不得不說，面對未來，新一輪的投資思路已經確立，城鎮化也應該是開工沒有回頭箭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包含了三屆領導人不斷延續和不斷完善的發展思路，在中國渴求更加全球化的道路上，新的投資模式必然同樣面臨著過去輸入型經濟危機的問題。但是對於任何一個大國來說，崛起之路從來都是機會與風險並存的。

来源:BWCHINESE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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