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運動，也稱「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1964年12月至1966年8月，我先後參加了（湖南省）零陵地區寧遠和道縣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工作隊由四個方面的人員組成：地縣區社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幹部、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和會計、知識青年、社會青年。知識青年必須是貧下中農成分，具有初中畢業以上文化程度，未婚且在農村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兩年以上，在地委黨校學習3個月後即分配到「社教」工作隊，列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培養對象，當時也叫「政治學徒」，全地區9個縣兩批共500多人，我是其中一員。
「社教」運動設立工作機構，縣設工作總團，由地委書記任總團長；區設工作分團，由縣委書記或地區正處級幹部任分團長；公社設工作隊，由一名縣委副書記任隊長；大隊設工作組，由一名公社副書記任組長。其他工作隊員也有分工，如分管整黨、治安、民兵、青年、婦女以及資料等。一個生產隊至少安排一名工作隊員，相當部分生產隊安排兩名（以老帶新），地委書記所在的總團生產隊最多安排7人（包括兩名農業技術員），一個縣上萬名工作隊員，當時稱之為「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運動大體分四步進行：建立以貧下中農為主體的階級隊伍，清查基層幹部的「四不清」問題，開展對敵鬥爭，整頓、健全農村領導班子和各種組織。農村生產貫穿運動全過程。最後總結、驗收。工作隊撤出後，每隊留駐兩名工作隊員為觀察員，以鞏固運動成果。省委按照毛主席關於「蹲點調查、解剖麻雀」的指示精神，在寧遠縣禮仕灣村搞試點，副省長徐啟文帶隊蹲點，指導面上。《二十三條》要求六七年內全國搞完，零陵地委打算試行「一帶一」的辦法，即搞一個縣，同時帶一個縣，爭取全區四五年搞完。據說，總團在附近縣搞了「一帶一」試點。
「社教」運動雖然過去40多年了，但那些日日夜夜、點點滴滴，至今仍在腦子裡縈繞，難以忘懷。這裡，僅就其中二三事，作個簡要記敘。
「搞階級鬥爭的工作隊」
「階級鬥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它是一場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是「社教」運動中講得最多、運用最廣、影響最深的一句話。那時候，什麼事都扯上階級鬥爭，動不動搞批鬥，說什麼「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亡」，強調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群眾說我們是「搞階級鬥爭的工作隊」。
進隊第一件事，搞訪貧問苦、扎根串聯，就是在「越窮越革命」思想指導下，從群眾中挑選出身最苦（貧下中農）、家境最窮（「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的赤貧戶最為理想）、政治思想上沒有任何問題的家庭，作為工作隊員的住戶。並以此為駐點，動員和發展其他貧下中農，建立貧下中農協會，依靠他們開展各項工作。一般要求清查戶主祖宗三代，看有沒有值得警惕的問題。有個工作隊員，清查一個戶主的老爺爺在清朝當兵與太平天國農民軍打過仗，說這個戶有歷史問題；另一個農民在60年代困難時期講過「吃不飽，餓死人」的話，說這是對現實不滿；還有一個農民與地主兒子認「老庚」（同齡人之間的親昵稱呼），被說成是階級立場不穩等，進隊一個多月了，這個隊員還沒有紮下根來。其他工作隊員也碰到過這樣那樣的問題，為扎根串聯感到頭痛。當時流行一句話，說：「‘扎根串聯’比推選中央委員還困難！」
總團、分團、隊部領導多次講話，批評一些工作隊員看不到階級鬥爭，看不到「螞蟻」（把階級敵人說成是螞蟻）。此後，大家頭腦裡繃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覺得到處是「螞蟻」。有一次，我們幾個工作隊員在去隊部開會的路上看見一個老人吃力地推板車，「幫不幫助推一把」成了我們爭論的話題，最後「寧可不推，絕不錯推」佔了上風，理由是不知道推車人是貧下中農群眾還是「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或其子女。1965年底，在道縣白馬渡區開展「旱地改水田」大會戰中，有一個20多人的勞動隊伍在統一休息時多休息了10來分鐘，分團團長指著那一堆人對我們說：「那裡肯定有壞人搗亂破壞！」有個工作隊員反應很快，馬上跑過去催促那些人盡快動工。平時工作隊員上廁所也很小心，生怕弄錯走進「五類分子」或其子女家的廁所，「廁所裡的階級鬥爭」像警鐘一樣，時時在工作隊員的頭腦裡敲響。「社教」工作進入對敵鬥爭階段時，則集中火力批鬥「五類分子」，不管他們有沒有「反動言行」，總是認為他們「火燒冬茅心不死」、「對共產黨和貧下中農刻骨仇恨」、「伺機反攻倒算，夢想復辟變天，妄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對他們捆、打、吊、罰（罰做苦工），有時還把這些人的不是「分子」的妻子及成年子女拉來陪批陪鬥，要他們「清洗腦筋，接受教育，劃清界限，站到人民這邊來」。與此同時，還挖空心思地搞出一個「二十一種人」來，即除「五類分子」外，還把國民黨起義投降人員、勞改釋放人員、親屬在港澳臺的人員、因政治思想問題被開除黨團或公職的人員、歷次政治運動受到批判未定性的人員、摘帽右派、封建迷信職業者等等，看作是「內部隱患」、「社會渣滓」、「邊緣人物」，把他們列入「另冊」，內部掌控。這些人不能入黨、提幹、上大學、就業，而他們自己和多數群眾則被蒙在鼓裡。我在寧遠搞「社教」時，隊部臨時把我抽調去抄寫「對敵鬥爭花名冊」，裡面是「五類分子」的姓名、簡歷、表現及管制情況等，另有一個「副本」名冊，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人，由此得知「二十一種人」一些情況。不知當時和以後提出「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口號時，這些人是否在其中，我這個身臨其境的人也解釋不清。
《二十三條》明確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整社員群眾。為了做到既要抓階級鬥爭，又不整社員群眾，當時熱衷於搞「對事不對人」的階級鬥爭教育，即抓住一些典型事例，開展群眾性的批判和辯論。我所在大隊某生產隊一個農民是集體豬場的飼養員，他家一隻母雞走失了，他點著火把到處找，而就在這天晚上，他負責的豬場一頭母豬壓死了幾頭剛產下來的崽豬。工作組把這件事上升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上去，並且與階級敵人聯繫起來，立即召開群眾大會開展批判和辯論。一些群眾因怕傷了鄉里鄉親的面子而批不起來，工作組就培養典型發言引導批，批得不痛不痒就去找「理論武器」深入批。儘管沒有點名道姓批判，這個農民精神上仍然受到很大刺激，甚至一度想尋短見，因為他明白，批判對象就是他。在「對事不對人」的批判、辯論中，有的地方還別出心裁地編排出「兩條道路的幾個界限」來，如出集體工就是社會主義，做集體工時間搞自留地就是資本主義；家庭養豬賣給國家就是社會主義，殺了自己吃就是資本主義；搞個體副業掙來的錢交集體記工分就是社會主義，錢由自己支配就是資本主義；集體經營林場、魚池、果園等就是社會主義，責任到戶到人就是資本主義，等等，並把它當作經驗來介紹和推廣。群眾對此很反感，說把他們的活路都給堵死了。
還有，如果哪個農村幹部或群眾，家境比其他幹部、群眾寬裕，例如蓋了一棟新瓦房，家裡還有縫紉機（當時沒有發現哪個農家有自行車和手錶），就說成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如果是「四不清」的幹部遞給工作隊員一支煙，那就不是一般問題了，什麼「糖衣炮彈」、「拉攏腐蝕」等話就會接踵而來，想辯解也是徒勞。我曾親眼看到這樣一幕，我所在大隊副大隊長當時氣得臉色鐵青，連聲說「我沒有那個意思……」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由此出現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犯了擴大化錯誤，造成難以癒合的傷痛。
二、何來「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
「社教」期間，我先後兩次聆聽工作隊傳達一個內部重要精神，說毛主席說，「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劉少奇》一書中，記載了毛主席這句話）。我當時覺得毛主席這句話份量太重，簡直難以置信，但思想馬上轉了回來，認為毛主席的話不會錯。
《二十三條》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整個工作中，我們始終是緊緊圍繞這個「性質」和「重點」來開展的，實質上就是做奪取「不在我們手裡的政權」這個陣地和權力的工作。但是辛辛苦苦工作之後，總覺得「很彆扭」、「不對味」，不知道資本主義在哪裡，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進隊伊始，就把農村基層幹部撇開，要他們「靠邊站」，包括生產隊長、副隊長、會計、出納員、保管員，甚至記工員，交代他們好好清查自己的「四不清」問題，搞「人人過關」，而他們的權力則改由貧下中農組織行使（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組在那裡包辦代替，包括農業生產的指揮權和群眾向生產隊借錢的審批權）。這時「四不清」幹部的家屬也受到歧視。例如，他們加入貧下中農協會的時間比同類對象晚，一些重要會議不通知他們參加，他們發表的意見得不到重視，甚至生產隊分糧分物也把他們往後排。經過半年多的清賬、內查外調、個別談話、「背靠背」揭發等方法，我所在生產隊共清出幹部挪用和多吃多佔折現金155元，糧食210多斤（主要是幹部外出辦事和晚上加班吃喝開支），其中生產隊長35元，副隊長22元，會計69元，出納員17元。根據本人的態度和表現，實行「減、緩、免」政策。當時沒有立即向清查對象公布清賬結果，生產隊長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問題，一直顯得緊張不安。當工作組長通知他退賠15元後即可「解放」時，他像卸下壓在他身上的千斤石板一樣頓感輕鬆，立即向親戚借錢作了退賠，接著恢復了他的生產隊長職務，生產隊其他幹部也陸續獲得「解放」，重新投入工作（這就是《二十三條》中所說的「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同樣，我所在的大隊和其他搞「社教」的地方經群眾同意「解放」後配備的幹部班子，除少數「吐故納新」外，基本上是原班人馬，並不是小道傳說的那樣，「爛掉一大批，換掉一大批」。
在「社教」工作中，特別是通過與「四不清」幹部開展「擺表現，談危害，挖根源」的思想交鋒，我們發現，一些問題漸漸顯露，或者說它們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這些問題主要是：一、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工作隊沒有講清，農村幹部和群眾沒有搞清；二、農村幹部、群眾關心的不是什麼鬥爭，而是如何搞好生產，發展經濟，改變農村貧窮落後的現狀，特別是當時吃飯的問題；三、「解放」10多年來，農村幹部、群眾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批鬥整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特別是把這頂「帽子」戴在他們頭上，感到困惑和不滿。
參加「社教」兩年多，從我親身經歷以及所見所聞的情況看，不管是一個大隊，還是一個公社，甚至一個區、一個縣，運動所清查出來的錢、糧、物，按當事人個人而言，就那麼幾十元，百把元，個別的幾百元；有的開始被打成「大老虎」，經過反複查證核實，最後出入很大，連「小貓」也夠不上；並沒有發現什麼貪污腐敗、蛻化變質分子，沒有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沒有確認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沒有發現哪個單位或部門的領導權在「和平演變」中「被篡奪」。
三、艱苦的生活
我住在生產隊數一數二窮的人家，一般吃稀飯雜糧，而且往往是半飽。主人喝酒，我們有規定不能喝。主人吃肉，我們最多只能嘗一點。有一次吃紅薯餐，我吃最後一個，住戶家6歲的小孩見沒有他的份了，「哇」地哭了，我急忙把沒有吃的半截給他，才停止哭。我參加道縣「社教」那年剛21歲，是我家鄉所說的「大生日」，我在代銷店吃了一個一毛錢的糖餅，就算是過大生日了。我當時每月工資26元，除伙食費，還有抽煙、朋友書信往來等開支，常常囊中羞澀。由於住戶家缺糧少吃，一些工作隊員面黃肌瘦，體力下降，有的還得了浮腫病。記得從第二批「社教」開始，工作隊每月發給每個隊員兩斤黃豆，以補充營養。省委開了口子，說有條件的地方，工作隊員可以自己辦伙食。總團考慮條件問題，沒有強調一定要這麼做。總團人多集中，自己辦了食堂，其他工作隊仍在農民家就餐。工作隊員的勞動強度很大，要求有一半時間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真正與群眾實行「三同」。挖地、插秧、修水庫、燒石灰、拾狗糞、挑大糞，我都幹過，也學習和推廣過種植水稻、棉花、油菜的科學技術。由於工作緊張忙碌，很難擠出時間洗衣裳，我們工作組11個隊員，除一個女同志外，其餘隊員身上都長了虱子。我與工作組長住同一個房間，晚上睡覺前兩人靜下來捉虱子。我們一個一個虱子往煤油燈裡丟，只聽見「啵啵」的爆炸聲，虱子一個個被燈火燒死，不一會，燈罩下端積存一大圈厚厚的被燒焦的虱子，倆人不覺相視一笑。工作隊紀律很嚴，有好多個「不准」，觸犯不得。有一次，我與一個隊員去集市吃了一碗麵，被說成是經不起艱苦考驗，受到隊部的批評。我給一個軍屬老大娘砍了一擔柴火，她高興得拉我非去吃飯不可，我被認為「違反了‘不得離開住戶到別的農家吃飯’的規定」，同樣挨了批評。有個工作隊員說這是好人好事，該表揚才是，隊部不但沒有改變決定，反而批評了那個為我說情的工作隊員。最後工作組長出面向隊部作解釋說明，隊部還是說：幫軍屬砍柴火是好事，但吃飯一事要批評。我所在分團有個工作隊員，是企業單位幹部，城裡人，進隊兩天後失蹤了，原來他吃不了苦，偷偷背上背包回本單位去了，當了逃兵，被總團大會宣布開除工作隊籍。特別是對男女關係錯誤，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紅線」，不論哪個犯了，一律「三開」，即開除黨籍、公職、開除工作隊籍。
我是在「社教」運動中入黨的，當時叫「火線入黨」。工作組長和一位大隊黨支部書記身份的工作隊員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他倆給我談話時，我談了我學習「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和「解放軍英雄王傑」的體會。想想當時寫的學習心得筆記，裡面有不少豪言壯語，但是幾乎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句子。那時候，我真的是熱血沸騰，當時最紅火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錚錚誓言，簡直佔領了我整個大腦。為此，我寫了一首散文詩，最後兩句是：「願終身投入‘三大革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裡，在等待我們去開發、改造、建設的農村，滾一身泥巴。」
四、尾聲
為了不驚動群眾，工作隊規定天不亮就撤隊，但仍有不少群眾摸黑起來送行，有的幫著挑行李送了一程又一程。這是1966年8月的一天。工作隊撤離的路上，我猛地看見來往的汽車上貼有外地大學生書寫的「打倒」、「砸爛」一類的標語，其中一條「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延春」的標語，把我驚呆了。王延春當時擔任湖南省委第一副書記，一度分管全省「社教」工作，還到了我們總團所在地道縣壽雁區視察，在我心目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人物。這是怎麼回事？儘管知道有個《五一六通知》，廣播裡也傳出一些過激聲音，但我還是第一次領會「不可思議」這個詞的真正含義。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工作隊撤離不久，聽說搞過「社教」運動的一些地方出現「翻案」和「反覆」，主要是有的農村幹部反映他們的經濟問題定案時有的出入較大，要求反退賠，另有重新上臺的幹部對在「社教」運動中揭發檢舉他們問題的群眾進行打擊報復。上級領導回答說：「這是工作中出現的‘夾生飯’，交由當地黨委、政府和留駐的工作隊員處理。」這時，「社教」運動已經停止，「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來臨，作為留守工作隊員的觀察員任務也就此終結。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