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會迎來一個金融資本「去全球化」、回歸本土的過程嗎？年初時的資本流動困惑猶言在耳，但隨即被接踵而至的、流向新興市場的新一波全球貨幣流動性氾濫所淹沒。人們幾乎忘了為避免金融危機重演的巴塞爾協議第三版（「Basel III」）新規的存在了。
陰謀論之外，出於資本角度的考慮，國際投行需要撤回之前的股權投資，因為「Basel III」已經令國際投行的股權投資成本變得極其昂貴。正如此前匯豐集團全盤出售平安股權案例，此次高盛清倉中國工商銀行可能也是如出一轍。
5月20日，高盛啟動對工行11億美元股份的拋售——昭示將清倉對工行的全部持股，這也意味著高盛自2009年6月以來的六次減持，可令其從歷時7年的投資中獲得總收入約100億美元。
其實，如果分析工行的股價K線圖，會看到高盛的幾次減持都不是最高點，但你能感到高盛的最後幾次減持似乎越來越急促：一年之內，通過三次出售工行股份以完成清倉。如2012年4月，出售38.5億股，套現25億美元；2013年1月，出售13.5億股，套現約10億美元；5月，出售11億美元股份。
事實上，依據「Basel III」新規——對於不同資產類型設定不同標準，對銀行而言，其持有股權投資的成本很高，因此從財務角度看，並不難理解類似匯豐或高盛清倉中資行的策略。
不過，問題是，難道高盛對工行的股權投資不能覆蓋其財務成本嗎？或者這是出於其他戰略目的？
人們可能不會忘記，2006年10月27日，工行在上海和香港兩市兩地上市時，當工行董事長姜建清在港交所激動地說「非常非常滿意、非常非常成功」的時候，他的身後站著一群笑容滿面的美國基金經理。彼時，《華爾街日報》評論稱，打開這兩年的業務利潤報表，最賺錢的華爾街經理人，有一半與中國有關。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投資銀行家在中國不是賺了很多錢，而是賺走了幾乎所有的錢。
這一幕在今天看來落差較大。但或許我們能從工行「高盛時代」的結束中讀出些什麼——外資不看好中國經濟嗎？到了撤出人民幣資產的時候嗎？
黑石顧問合夥人公司副董事長拜倫·韋恩在其最新的評論中指出，「五月清倉離場」成為投資組合經理們的共識。因此，匯豐與高盛清倉中資行，雖然不在同一緯度，但多少有些許相關性。
歷史如此巧合，5月23日，東京股市日經指數暴跌1143.28點，跌幅高達7.32%，並殃及全球股市，受其影響，香港恆生指數跌幅逾2%；臺灣、澳大利亞及印度股市跌幅逼近2%；其他主要股指跌幅在1%-2%之間；滬指跌幅1.16%，深指報收9265.68，跌幅1.48%。
雖然日經指數大跌可用投資者「做多日指+做空日元」交易策略逆轉等短期因素去解釋，但不可迴避的長期因素：經濟政策，才是風險策源地。學者評價，安倍經濟學將國家風險敞口暴露，把風險源從核心經濟體引向了外圍新興市場國家。
事實上，也有專家將匯豐公布的中國5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覽值49.6與日經指數大跌相關聯，該數值7個月來首次跌破50關口。儘管二者的關係有待商榷，但據此也許可以得出「中國經濟呈下行風險、中小企業陷入衰退週期」的預判。
而橫亙在中小企業面前的那條溝壑依然是資金，地方債務已然成為中國經濟負擔。
國際信用保險業集團科法斯集團進行的最新問卷調查顯示，中國大陸和香港眾多企業均表示逾期賬款比去年大幅增加，面臨較高的信用風險。中小企業認為買家未獲融資是引起拖欠貨款的關鍵原因。換言之，錢並沒流入實體，買家未獲融資引致其拖欠貨款。
此外，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或變成拖累經濟下行和增加金融風險的負擔。如果任其發展，首當其衝暴露風險的就是中國的商業銀行。
如此，外資撤出中方銀行似乎不只是出於財務成本的考慮，他們也許更擔憂中國銀行體系中潛在的金融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