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李白恃才傲物、無畏無懼，其實不然，他也有自愧弗如的時候，游黃鶴樓時就曾感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他也有追星模仿的時候，曾在南京套用《黃鶴樓》的韻腳寫下了《登金陵鳳凰臺》；他還有避諱保身的時候，在《登金陵鳳凰臺》中運用了十分艱深晦澀的政治隱喻，至今無人理解。滿招損謙受益，李白終究向我們展示了超乎崔顥之上的詩仙的境界與實力。
《登金陵鳳凰臺》詩意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站在金陵城高處鳳凰台上的李白究竟看到了什麼，感覺到了什麼？不是美景不是豪情，是國家遭遇四面楚歌的漸次淪陷的趨勢。先是曾經傲視天下的頭顱——鳳凰飛走、失落，徒剩空空的鳳凰臺和兀自流淌的長江；後是象徵繁盛、富貴的花草、衣冠作古，變成了一片幽徑與荒塚；接著是象徵華夏大好河山的三山、二水被半落、中分，喪失在了青天外——外族人的手裡；最後作為帝都的長安都被遮蔽了，望不見了，整個國家都將覆滅了。如此恐怖的情狀，怎不教人愁腸百結呢？當然，此時的長安並未真正淪陷，李白只是在鳳凰臺登高望遠，作了如是前景預判。
為何說李白是擔心中華民族而不僅僅是大唐王朝的消亡？因為他尚且懷念吳國和晉代，可這兩個時期中國都曾出現過內亂和分裂，吳國為「三國」之一，西晉出現過「八王之亂」，東晉出現過「十六國」。這說明相對六朝期間的民族內部矛盾，李白更擔心外族的侵略，更擔憂華夏民族的亡國滅種。
如此，關於這首詩的寫作年代也就可以確定了，此前學界有兩種說法：一是天寶三年(744年)作者被排擠離開長安後，遊歷金陵時所作；一是作者流放夜郎遇赦返回後所作。很顯然，李白被「賜金放還」時心中只存私怨，安史之亂(755-762年)尚未爆發，不會無故發亡國悲音，該詩必定寫作於夜郎遇赦(759年)之後，與《早發白帝城》屬同一個系列。此時安史之亂正處在混戰期，國家內憂外患，唐玄宗已逃離長安，太子李亨為實現早日登基一方面軟禁其父，一方面消滅其弟李麟。李亨本身就是擅立，而李白又曾為永王李麟的幕府，遭受過李亨的懷疑和迫害。此時的李白遍身上下、於國於己都是忌恨唐肅宗李亨的，只是不敢明言罷了。(參考筆者的《兩岸猿聲啼不住隱喻李亨兄弟相殘》)
可以見得，「總為浮雲能蔽日」存在三重涵義：一是李亨對李隆基的強行篡立，二是奸臣對皇帝的長期矇騙，三是胡人對華夏的無恥侵佔。第一重浮雲造成了朝廷內鬥，形不成一致攘外的合力，安史之亂長期難以平息；第二重浮雲造成了唐朝的江河日下，從貞觀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開元之治轉至奸相、外戚與胡人專權，再至長安失守；第三重浮雲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式微，從秦漢的鳳尾森森、「三國」的花草淒淒、晉代的衣冠楚楚到南北朝的胡漢分立，到唐朝的逃之夭夭。三重浮雲只有第三重尚未完全蔽日，存一線轉機。稍作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同時期的王昌齡也在《出塞》中發出了一致的嘆息，秦時塞外的朗朗明月(象徵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土)，漢時塞外的萬丈雄關卻在唐朝變得岌岌可危了。
王昌齡認為唐朝缺乏的是人才或者說是人才機制，李白則更深刻全面地認識到神馬(什麼)都是浮雲，什麼都是浮雲惹的禍。短短八句詩即同時歸納了歷史，影射了時局；同時怒罵了姦佞，警醒了後人。很顯然崔顥的「日暮鄉關何處是」是單一懷鄉的，而李白卻兼顧了民族、國家、朝廷和皇帝等多個層面。這裡還可以看出李白是一直將自己看成漢人的，所謂祖籍或出生於碎葉不過是後人的說法。
儘管李白在安史之亂的收官年(762年)不幸去世，沒能看到唐朝的中興，但歷史證明，安史之亂的確是唐朝乃至中華民族的盛衰轉折點，外族的浮雲最終在稍稍久遠一些的元朝、清朝完全蔽日了，一詩成讖。
如今，我們重登鳳凰臺，台上的鳳凰彷彿又飛回來了，他就是佇立在鳳凰台上警世作鳳鳴的千年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