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新左派」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2010年，法國曾經出品一部名為《巴黎諜影》的電影。儘管有好萊塢明星約翰•特拉沃爾塔壓陣，這部電影卻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平庸之作，在IMDb網站上評分僅6.4。不過，這部好萊塢式火爆槍戰片的最大亮點，也許是一派文藝小清新範兒的原名——「從巴黎來，帶著愛」（From Paris, With Love）。
2013年的6月4日，天安門運動被鎮壓24週年當天，一位中國教授也帶著滿腔愛意來到巴黎，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用流利的英語堅定地為「中國式民主」辯護，將其稱之為「代表性民主」，遠遠優越於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同時卻對「六四」本身絕口不提。
何謂「代表性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很大程度上，這個名詞正是這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的理論創新。在這位中國大陸「新左派」代表人物看來，以往所謂西方民主國家所鼓吹的都是「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主要以是否存在自由的、競爭性的選舉為標準，而這並不足以解決中國問題。在他看來，所謂「代表」無非是按照公眾的最佳利益行事，而民主可以用各種方式實現。有沒有選舉產生的代表，其實並不重要。有必要的話，哪怕抽籤抓鬮產生也無妨，甚至更好。
王教授開門見山地聲稱「中國的黨國體制享受著相當充分的民意合法性」（China’s party-state enjoys fairly robust levels of popular legitimacy），論點有三：中國人更傾向於「代表性民主」而非「代議制民主」；中國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已經發展出一套獨特的代表性民主；而這種代表性民主可以讓黨國體制有效地回應社會需求。
王紹光教授用色彩斑斕的表格、線狀圖和柱狀圖以及各種權威調查數據證明，中國人對民主的理解和要求，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區別。近四成中國人認為民主就是為所有人提供衣食住等基本需求，近三成人認為民主就是縮小貧富差距，而只有4%的人認為民主應該指批評執政者的自由。
他援引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在一個關於對中國政體民主程度從1（完全專制）到10（完全民主）的打分表中，除了近兩成人表示「不知道」以外，打分在6到10之間的佔到65%，其中6.4%認為十全十美。於是王教授折算後宣布，在中國人心目中，政府民主程度是7.1。
具體而言，王紹光教授的「代表性民主」可以分為四個方面理解：
「代表性民主」為了誰？——人民。在這裡，人們又重逢了那句耳熟能詳的老話——為人民服務（serving the people）。只不過，它的對立面 「敵人」消失了，王教授解釋說，「人民」的範圍從「某些社會階級」擴展至「所有人」，而在措辭上，又經常和「群眾」（masses）通用。
「代表性民主」由誰來實踐？——不僅由選舉的代表，而且由所有掌握權力的人，換言之——幹部。掌權者可能構成一個「先鋒隊」，但是，他們不能用精英主義的方式來掌權，相反，應該盡一切方式和群眾打成一片，因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領導人自己則是「幼稚無知的」，應當 「在學習中領導，在領導中學習」。
「代表性民主」要代表什麼？——群眾的真正利益。領導幹部要發現並實現人民的真正需要，而不是自發的、本能的需求。要發現這種需求，幹部就要深入群眾，在各種群體的局部需求中，找到社會的長遠目標。
「代表性民主」如何操作？——群眾路線。在這裡，王教授索性直接大段援引了毛澤東的原話：「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王教授盛讚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把它看作是堪和「民主參與」（participation）分庭抗禮的路徑，並為此造出一個英文新詞「qunticipation」（群與？），詳細闡釋了它相對於「參與」的優越性，並歡呼「群眾路線」今天在中國正在復興，其表現就是中共中央大力提倡的「調研」、「蹲點」、「三進三同」、「下放」等等。他還順便指出，「三進三同」是薄熙來的首創，雖然薄在政治上垮臺，但是方法卻值得肯定。
當主持人質疑稱，她本人曾經參加過地方政府的調研，感覺多數流於形式。王教授略一思忖，坦率地承認，的確可能只有30%是真正的群眾路線，70%是作秀；但他同時也自信滿滿地說，即便是這30%，就已經有很大的成效。
在演講中，王紹光教授顯示出他對西方政治理論的熟稔，面對批評者的質疑，他頻頻引用西方學者的理論成果為自己辯護。當一位法國學者在發言中提到「極權主義」，他立刻不屑地表示，這是早已過時的、應當被拋棄的概念。另一位德國學者說，據他觀察，當下中國社會人際之間的普遍信任程度較低，相比之下，政治信任似乎還高於普遍信任，王教授也迅速反駁稱，中國當下不僅政治信任很高，而且普遍信任程度也很高。這種反擊充滿了自信、堅決和不容置疑。
總之，雖然傳說中任何武林高手都有緻命的罩門，但看上去，王教授的確建立了一個完美無缺的理論體系。
大多數與會者很快就感受到了這種「代表性民主」和毛澤東思想之間顯而易見的親緣關係。本質上說，這種「代表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的1.5進化版本，只不過是用流利的英語表達出來。用王教授本人的話說，我們不能只看到前三十年的失敗，也要看到前三十年的成功。
茶歇中，當一位法國學者被問到看法，他意味深長地用中文低聲說了一個詞：「喉舌」，然後微微一笑。
在六四這樣一個極具象征意味的日子，在巴黎領悟「代表性民主」，別有一番諷刺意味。如果王紹光教授的「代表性民主」理論能夠成立，不知他又將如何評判當年的天安門運動及其犧牲者？
——如果那些學生追求的是西方式的「代議制民主」，不知是否便「逆當代中國歷史潮流而動」？因而死有餘辜？
——如果他們無意推翻、而只是改善這種「代表制民主」，那麼為何24年過後，仍然得不到「民主」的先鋒隊承認？
——如果解讀為嚴父錯待了孝子，卻一意孤行，維持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禁忌和嚴格管控，又如何能說明這是一種「民主」？換句話說，這種「民主」給自己規定了多少年的休眠期？
此情此景，或許可以借用那部電影名字來命名——「到巴黎來，帶著毛澤東思想的愛」。六四當天在巴黎表達這種濃濃愛意，的確是個巨大的黑色幽默。
（原標題：到巴黎來，帶著毛澤東思想的愛）
看中國編者註：王紹光 1954年生於武漢，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90-2000年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主任，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