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1日訊】「三年困難」怎麼餓死了三千多萬人？
1959-1961年所謂的「三年困難」全國餓死的人數，原來各方面的統計，最少者是三千萬人，最多者是四千多萬人。最近我從網上查到了為各方面公認的數字是：三千七百五十萬人。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我作為親身經歷者的「過來人」，簡單歸納為下面幾條：
一，合作化和公社化運動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大減產：
1954年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大體上是以一個自然屯為核算單位建立了「初級社」，1956年以一個大行政村為核算單位，建立了「高級社」，1958年在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一句「還是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數日之內，全國實行了公社化，大體上相當於一個鄉或區（十多個至二三十個行政村）為核算單位。核算單位越來越大，窮隊「共」了富隊的「產」（農民叫「歸大堆」），沒有了勞動積極性：（不下地幹活，或者幹活時「磨洋工」）。莊稼和雜草一起長。我本人在遼寧省委工作時，就曾經下鄉「支農」，為人民公社鋤過草。
二，大煉鋼鐵耽誤了秋收。
1958年8月到年底只剩下三個月了，毛澤東號召：鋼鐵產量在這三個月要翻一番（從年產535萬噸，提高為1070萬噸）。對完不成任務者還規定了六條紀律，幹部要受到處分。於是全國9000萬人大煉鋼鐵，（平均每戶出一個強勞力）。1958年本來是個風調雨順的好年成，眼看到倉的糧食，沒有勞力收割，爛在地裡。這一年因為煉鋼沒有焦炭，是毀壞森林最嚴重的一年，又因為沒有原料，連農家的鐵鍋、門了吊、牆上的釘子都拔下來煉鋼了。
三，深翻土地，又把豐收的糧食埋在土裡。
大煉鋼鐵還沒有結束，毛澤東號召「深翻土地」，翻得越深越「革命」，最深的翻到五尺，結果是把豐收的糧食翻在地下，同時把「生土」翻到地面（那年冬天農民餓得沒有辦法，挖埋到地下的糧食，棵粒發牙或霉爛，紅薯經過冬天一凍惡苦）。
四，大辦公共食堂浪費很多糧食。
毛澤東號召大辦食堂。全國響應，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最先宣布「進入共產主義」的是河南省範縣。吃飯不要錢，一時風靡全國。「食堂化」浪費了大量糧食，加上幹部特殊化，還沒有到年底糧食就吃光了。
五，吹牛皮，虛報產量。
在大躍進中全國時興「比武打擂」，大家爭著吹牛，從畝產幾百斤，吹到幾千斤，在「比武打擂」中，最高吹到畝產稻穀四五萬斤，如果把這些糧食平鋪在地裡，平均達半尺多厚，一畝地瓜產二百多萬斤。為了提高「畝單產」把即將成熟的十幾畝地的禾苗，擠植在一起，成熟後算一畝地的產量，坐上兩個孩子禾苗不倒（當時有照片登在人民日報上）。結果因為不通風，禾苗全爛掉了。
按照各地上報糧食的產量，當時全國算過賬：討論糧食吃不完怎麼辦的問題？毛澤東曾經說過，支援第三世界或者多造酒；
六，浮誇風帶來高徵購。
當時我國農村（作為農業稅）分為「公糧」和「購糧」。「公糧」是農民應繳納的農業稅。「購糧」是扣除農民的口糧由國家購買的部分。由於虛報了產量，農民繳納的公糧購糧都過了頭，剛剛過了秋收，農民就開始餓飯了。毛澤東懷疑農民是「瞞產私分」，幹部們帶著民兵用各種辦法搜查農民「暗藏」的糧食，甚至用鋼釺尋找地洞糧食。
七，從謊報產量到隱瞞餓死人數字。
1958年大躍進是謊報產量，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彭德懷「反黨集團」以下，全國又打了幾百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頂帽子和反革命分子只有一步之遙）。1960年農村已經吃樹皮、樹葉、觀音土，1961年開始大規模餓死人。但從公社、地、縣、省的各級幹部，害怕「右傾」，誰也不敢報告餓死人現象。真是餓殍載道，死人都沒有人收屍了。即使中央派人調查，多數幹部害怕犯「右傾」錯誤，還是不敢說真話。餓死人最多的仍然是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河南省，只豫南信陽地區就餓死了一百多萬。我是河南滑縣人，我家那個200多口人的小村子就餓死了十五口——還算是少的。
到了1961年，這條路實在走不下去了，於是劉少奇們提出提出了「八字方針」。從公社化又退到初級社，這才得以躲過更大的災難。
1962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劉少奇的報告鑒於彭德懷的「反黨」先例，沒有敢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但是他說：要把大躍進以來的經驗刻成石碑，立在縣委、地委、省委以至中南海門前，讓我們的子孫永遠記著這慘痛的教訓。聽了這些話，毛澤東該怎麼想呢？這正是為「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劉少奇埋下了伏線。
附言一：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河南省總是奪得全國第一：
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七里營建立了人民公社，受到了表揚，毛澤東說「還是人民公社好」，奪得了全國第一；
同年本省的範縣在大躍進中最先宣布「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建立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奪得了全國第一；
同年大煉鋼鐵，魯山縣宣布日產鐵一千噸，在全國放了「千噸縣」衛星，奪得了全國第一；
過了50多年，最近開展的「平祖墳運動」，恐怕又是全國第一。
附言二：
1960年2月信陽地區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毛澤東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在實行階級報復，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結果是信陽的一些幹部被打成了「國民黨」、「階級敵人」。有13萬幹部受到審查，983人被撤職，275人被判刑，其中縣級以上幹部50人。這些幹部盲目響應毛澤東號召大躍進，比賽地互相吹牛皮，昧心地隱瞞餓死人事件，雖然也不對，被打成「階級敵人」，豈不冤哉！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原來是河南省長，在「大躍進」開始後，以「反右傾」為名，斗倒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自己當了省委第一書記，對於河南全省死亡200萬人事件，吳芝圃檢討說，自己有責任，該「處以極刑」，卻得以從輕發落：1962年4月，吳芝圃調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
潘復生呢？1966年到黑龍江省委主持工作後，他記取了在河南工作時的教訓，千萬不能再犯「右傾」錯誤，一定要緊跟毛主席。黑龍江省在全國第一個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潘復生當了革命委員會主任。人民日報還寫了祝賀社論《東北的新曙光》。文化大革命結束，他又受到了批判鬥爭……
這是非該怎麼說呢？
附言三：
所謂「三年困難」，實際上是「三十年困難」，在改革開放之前，任何生活用品，都憑票證供應。各種票證達四十多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