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7日訊】
大逃港
雖然這一段時間比較忙，但我也沒有放下閱讀，所以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兩本書。第一本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經讀過陳秉安先生的《大逃港》一書。
我前幾天在深圳，那兩天我跟一個朋友喝酒的時候聊起過一件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大逃港」。按照稍微官方的說法，大逃港就是指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有一本週星馳的電影，我名字不太記得了，影片開始就是周星馳穿著解放軍軍服，然後泅渡上岸，給圍觀的香港人和外國人兜售紀念品。後來我看那本片子的時候，這個鏡頭就沒有了。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人指出這就是暗諷大逃港事件，可惜那時候我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
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裡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
在那本書裡邊給我記憶最深的並不是怎麼逃港，而是為什麼要逃港，在逃港過程中的傷亡以及香港人當時的態度。
為什麼要逃港？《大逃港》作者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飢荒。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深圳寶安縣委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社外農民不准開荒，不准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飢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伙食裡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飢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蕃薯籐，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當局開始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塗上和山裡。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逃港者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這也形成了一個後來香港報刊常用的名詞：「天臺木屋」。
逃港者們從事較多的工作，是最為初級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業——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因為他們工作賣力，要求又低，正好為經濟開始騰飛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這樣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在《大逃港》一書中有過這麼一段記載，以至於此前對香港限購奶粉以及香港與內地人口水戰時一直保持沉默，如果你們看完以下這段文字，也許也會深深的思考，為什麼才幾十年時間，曾經血濃於水的同胞會互相抨擊。
1962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為華山的小山上。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當時的300萬人口中，平均每10個人裡就有一個人要為華山山頭的情況擔心。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臺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裡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裡，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在這裡，我還是想跟各位甘蔗說那麼一句話，讀書越多心裏越不痛快，每每看到這樣的內容，我總是覺得心裏堵得慌。但是我一定要去讀，告訴更多的人，我們的民族曾經走過什麼樣的困難。其餘的，我想也不用我多說了。
第二本書也是我多年前讀過，今天順手翻起的《墓碑》，作者是曾經新華社的記者楊繼繩。他所講述的則是從1958大躍進引發的大規模飢荒事件，史稱」三年自然災害」。這本書當中，楊繼繩先生以自己的養父作為開頭，講述了在那個年月中養父餓死之後，引發他對事件真相的思考，從而再回顧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由於火車上的信號不太好，關於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我不做更多的介紹，直接飲用他其中的一些文字。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飢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飢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飢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他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飢荒的報導。這些報導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佈置豐衣足食的假象。
總之呢，相比《大逃港》而言，每次讀《墓碑》的時候，心口猶如有一把重錘，時刻在敲擊一樣，心痛莫名。
我想，在文章的最後用毛澤東的一句詩詞來結尾，「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不知道各位甘蔗看懂了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