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7日訊】6月9日，著名作家、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梁曉聲在北京為自己的新書《中國人，你缺了什麼》站臺，併發表演講。談及「中國人缺了什麼」，梁曉聲認為「社會一方面缺少對公民的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對公民的要求」。由此導致國人的焦灼、煩燥和鬱悶，孩子們甚至都不明白現代中國人應該是怎樣的。
梁曉聲表示，與西方相比，中國人缺少對公共道德和規則「先天具有」的遵守。同時，我們也缺少「好人文化教育」，即不太相信好人的存在，也許在理論上相信有好人，可在生活中卻是普遍的互相揣度。
演講中，梁曉聲稱自己相信即使在文革等特殊年代，依然有人性的閃光點，只不過「文化把我們生活中明明發生的，對於後人有影響的元素都剔除掉，現在就剩下了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
梁曉聲，著名作家，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曾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輯、編劇，中國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及中國電影進口審查委員會委員。其創作以小說為主，著有《年輪》、《雪城》等，最新出版《中國人，你缺了什麼》。以下為梁曉聲原文：
社會缺少對公民的要求
更多的情況下我是不想說什麼，我之所以還在寫，正是由於懶得說話。因為平時很少說話，很少交流，就把平時想到的寫下來。
中國人缺了什麼？我想說兩點：一是缺少社會對我們的要求；更加缺少社會對我們的保障。我不太能夠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種「缺少」還是後一種「缺少」，導致中國人目前的焦灼、煩燥和鬱悶。
後一種「缺少」是大家更常談到的，一個中國人幾乎從一降生就開始有所感觸，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質量有問題，玩具、傢俱裝修質量也有問題。
孩子上學問題，一到孩子上托兒所的年齡，家長們的煩惱差不多就開始出現，進較好的托兒所得求人找關係，上小學也是這樣，上不了好的小學，似乎就進不了好的中學和大學。遵循這一邏輯，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會成為他們後來成為的那種人，因為他們上的托兒所、小學、中學、高中都相當一般，甚至在大學裡的成績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學畢業之後，就業也成為一個問題。再接著是高房價，還有交通、空氣質量、飲水質量等。當我們說這些單靠監管解決不了的時候，更深層的問題是生產糧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問題。既然中國人也只能活到這個份上，那就不用管這些，愛怎樣就怎樣，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著。
當然，別有什麼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這麼大年紀，很少上醫院，到45歲的時候去過幾次，北京的幾所大醫院相當令人震撼，好的醫院整個感覺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個窗口都要排隊。任何醫院的一名醫生我估計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門診患者，有時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後面的幾位，他不希望五分鐘內把你打發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經常碰到的情況是患者坐下之後，醫生問你哪不舒服，有什麼感覺，最後問你想吃什麼藥，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鐘就看完病，拿著藥單，所取出的藥和之前幾次可能都差不多，關鍵在於你還不知道這個藥的品質。
當然，我們本身也缺少，作為現代最文明人類社會對於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過相關報導，一個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亂刻亂畫，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築上，不是咱們自己家裡，在長城上，反正那麼多人留了，找個地方插空再留一個也就沒什麼。
中國人可能缺少這方面的教育，這是什麼原因？似乎是由於社會本身應該給予人們的保障那麼少，社會有時也不太好意思對自己的公民提出過多的要求，社會不提，學校不提，家長對孩子也不提，最終導致孩子們不明白現代中國人應該是怎樣的。
中國人缺少對公共道德的遵守
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並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訪法國，由於不知道法國公交車的規定，他們一律從後門上車，從前門下車，我看前門開著，大家排在後門，就從前門上車了，也不是擠車擠慣了，只是想早點上車就可以早點開車，可那法國司機對我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的訓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語說了什麼，陪同我們的是法國外交部人員，他與司機說了幾句話，司機頓時對我客氣了。下車之後外交人員告訴我，他對司機說我是日本人，法國人不喜歡中國人，因為太不懂規矩，如果說是日本人，法國人就會以為是初犯。當時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後來我寫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結尾寫到：我感覺可能是文明在西方，傳統在臺灣，腐敗在大陸。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我們乘車到法國巴黎郊區的一個鄉村旅社住宿，當天颳風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機旁，前面的車上有兩個法國女孩子臉朝後，望著我笑，他們可能很少看到中國人。當時有客人在等著我們，心裏很著急，車又開不快，前面有車又不能超過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們的車在前面就好了。後來有一段路夠寬，前面的車停下來，開車的那位父親下了車，我們車上負責開車的法國外交部人員也下了車，兩人在那說了半天，我心想，還跟人家說什麼，趕快把車開過去就是了。
那位父親對他說，一路上都是他的車在前邊，這不太公平，現在請我們開到前邊去，外交部的小夥子說，我們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還是保持原來的狀態吧。那位父親接著說了一句話，還是希望我們開到前邊去，車上坐著他的兩個女兒，他不能讓女兒認為不讓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恐怕我們中國人就缺這一點，我不太知道這是由於什麼樣的文化，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夠直抵人心，而且成為一種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們經常講外國人等紅燈過路的事，雖然路上沒有行車，依然會等到綠燈再過。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闖紅燈，特殊情況下人行道雖然是紅燈，但路上沒有車輛，也經常闖紅燈。我最初堅持一個人站在那，等紅燈變成綠燈再走，儘管左右兩邊沒有車，但最後發現就我一個人在那兒，別人看著我，覺得好奇怪，然後也就變得有時闖紅燈了。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就談到，中國人和外國朋友在那裡等綠燈，雖然路上沒有車，但外國朋友說或許在對面的幾層樓上正有孩子們看著，他們是那麼在意孩子們看到了會怎麼樣。
改革開放有一個好處，中國人出去後不但看到外國怎麼樣，還瞭解到外國人怎麼生活。比如，到海邊遊玩捕捉沙灘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國有相關規定，如果從沙灘挖出來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夠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籃子，否則就是違法。有心細的中國人特意帶了一把尺子，測量之後發現有些海螺確實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經把它挖出來，就去問海濱的巡邏員，這個海螺差一點就夠尺寸，可不可以？後來收到了罰單，還收到法庭的傳票，他就覺得很委屈，並告訴人家說帶了尺子，對方的回覆是既然帶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為什麼不當即埋下去。
中國人可能覺得老外們生活太矯情，在中國確實做不到，他們甚至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使旁邊沒有人，釣到的魚不符合尺寸也要拋回水裡，因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鄰居發現，會把你視為一個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中國的淡水蟹被引進德國，但德國人又不是很喜歡吃，導致氾濫湧上公路，對中國人來說肯定是件好事，但外國人騎自行車到這裡都停下，汽車也停下來，沒有人會覺得這是我們不喜歡的，就像看到甲殼蟲一樣，可以用車輪碾壓過去，會有人拿出手機給有關部
門打電話，讓他們處理一下。
這是一種什麼文化？用多長時間才會使一個國家的公民成為這樣？當然，我們沒有必要說歐洲人都是君子，從新聞也可以看到他們的校園暴力、恐怖事件，這樣或者那樣的社會問題。但我們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學習，有時他們好的一面又是我們很難做到的。
中國人缺少好人文化教育
中國人最主要的是缺少好人文化的教育。
我們有這麼多人，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只不過是16億多一些，也就說中國現在的人口幾乎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全世界人口，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已經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比如澳大利亞領土那麼大，有那麼多的資源，那麼少的人口，搞什麼「主義」都可以，可以搞一百年資本主義，不行再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行再搞澳大利亞式的社會主義，什麼都來得及調整、轉變。
而我們的優質領土很有限，適合人生存的領土事實上也不很多，像新疆一大部分是戈壁灘、沙漠，就這樣一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口，搞什麼主義都難，從這個主義變成那個主義更難、更可怕。
西方國家有宗教，不能說中國完全沒有宗教，中國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據說所知，在西方假如人們到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建城鎮，除了蓋好自己的房子，第一是要建學校，第二就是教堂，再接著就是圖書館，小鎮都有圖書館。今天到我們的各個城市，原來的老圖書館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都被出租賣服裝、賣百貨。新的圖書館蓋得很大，按照國家要求，有多少人口就必須建一個圖書館，又不能租出去，相當一部分空閑在那，基本沒有人借書。
至於宗教信仰，佛教、道教聖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陞官，求發財，求健康，求兒女的未來，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裡求神懲罰別人，同時保佑自己，就跟過去扎麵人似的。中國人在神面前懺悔的時候多嗎？我們受過懺悔文化的影響嗎？進一步說，我們受過好人文化的影響嗎？
今天的中國人可能在理論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親人和工作單位的至交好友，每天下班的時候是不是經常想誰在背後會做我的小動作？這種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間有，在官場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們的文化和文化受眾之間有相當奇怪的一種關係，比如前一時期我的電視劇《知青》播出後，有人說那個年代哪有好人。如果誰站在我面前這樣說，我會對著他的臉吐口水，這樣說的人至少表明在那個年代他就不是好人。電視劇裡的女主人翁是周萍，一個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她回家探親時男朋友在小鎮的旅店裡等著她，而且發高燒，小店的老闆和妻子對他們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採訪，一位媒體的副主編對我說，看過了電視劇，但很失望，他說一直看著，盼著，等著，就那點滿足沒給他。我問什麼滿足呢？他說在那種情況下，周萍有可能被強姦，你怎麼就不寫？說實在話，我當時也想吐他一口，這還是知識份子，就盼著看這樣的情節，而且認為不這樣寫就是不符合生活。難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單身住在一個地方就會遭到這種情況嗎？我真覺得這是生了病的中國人，而且幾乎是不可救藥的中國人。
為了證明生活不是這樣的，我把前兩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憶》念一段給大家。
那是一段30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車站人滿為患，行禮在倉房裡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車票早已售謦。車站的牆上貼著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3日內的車票已經售完，旅客們請用已購好的車票辦理行李託運手續。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師傅發現了我的窘境，幫我把行李挪到了一個小屋裡，雨夾著雪花綿延開來，看樣子短時之內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師傅見我可憐，答應幫我照看行李，讓我趕緊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謝過師傅，趕緊去找旅社。此刻，我已睏倦得撐不住了。
這是別人的回憶，證明即使在文革年代，這種事情也是有的，如果我們這樣寫文章拍成電視劇的話，國人會說什麼？真是胡編，哪有那麼好的人。如果在今天的生活中碰到這樣一位好心的師傅，心裏邊可能還會想，他要幹什麼？對我有什麼企圖？
第二天一覺醒來，已經晌午，可腦袋仍是昏沉沉的。當那位師傅得知我沒能買上車票，行李沒能託運，答應幫我想想辦法，儘管我對他是否真能幫上忙將信將疑，但在我走投無路之際，這不失為一根救命稻草。師傅把我帶到站長家，屋裡一大家子人正圍坐在炕上包餃子，鍋裡正煮著的餃子熱氣騰騰。站長原來是位女同志，姓徐，問清原委後，站長極其熱情地招呼李師傅和我一起喝酒、吃餃子，順應了一句東北老話叫「餃子就酒，越喝越有」。當晚我拿到了去上海的車票，並辦好了行李託運，這一切想起來我至今都會淚流滿面。
生活中當然有這樣的事，有這樣的人，當然需要人寫出來，但是它發表在一本小小的雜誌，發行不過幾千冊，在13億中國人中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你們今天應該感謝我，因為我發現了這篇文章，帶來了，而且讀給你們聽，讓你們相信在從前的年代，我們中國人有好人。
今天也應該有好人，但是我們最有影響力的文藝，為什麼就不表現這些？為什麼總表現人和人的爭鬥？穿古裝的鬥，民國的鬥，抗日時期也鬥，到現在婆媳、妯娌還鬥，單位鬥，學校裡也鬥。
要知道，當寫生活中的好人的時候，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什麼？編劇和導演要討論，而常常是導演說，而在創作的時候我相信人在生活中應該像上面的師傅那樣去做，也要通過電影和電視劇這種方式來表現。可導演經常會說，哥，咱別這樣寫，沒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我們的文化剔除了對後人有影響的元素
最近兩天我為什麼說很煩呢？不斷寫序，給這樣和那樣的人，中國人終於可以都出版書了，我的知青戰友們也寫書，看得頭都疼，沒有看見眼前一亮的東西，差不多到最後一篇，我看到了《燒檔案》。
一位北京知青當年16歲就下鄉，後來成為兵團通信連。那時因為中蘇關係緊張，他們掩蔽在一個沒有人去過的深山裡，在那裡生活了幾年，平均年齡不到20歲。這肯定會使人得抑鬱症，最後只剩下3個知青的時候，實在堅持不住，因為一點事就吵起來，其中一個知青就動槍，並且開了槍，所幸沒有死人，但是受到紀律處分。後來當要返城的時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負責為檔案袋裝封條，蓋上單位的章，他突然發現，全班怎麼就這個知青戰友的檔案這麼厚，拆開發現都是關於當年他開那一槍的檔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頁，包括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不同級的處理意見，批判他。
當時這位青年就想，他帶著這麼厚的檔案回北京，找工作怎麼辦？能不能不這樣？於是就找到當時的連長，沒想到連長也很爽快，兩人就達成一致意見，把他叫到連部，關上門拿出檔案說，這是怕影響你，雖然是違反紀律的，但文革已經結束，現在你要回城，請放心，當著你的面我們把它燒了。
這好不好？我們能不能那樣做一點？很多人會說，你以為全中國都像他們一樣了？我說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經過自己的大腦思考一下，做一點，然後對別人的命運產生一點小小影響。今天的中國人恰恰有那麼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為了利別人才不會拔自己的毛，這太令人沮喪。
好人文化就是說在不同的選擇中，能做出這種選擇而不是那樣的。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婦自殺之後，骨灰沒有人認領，兩個兒子在國外，當時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過因為讀過他們的書，通過他們的書認為他們不可能是壞人，因為他們的書教人好，所以就去認領二人的骨灰，如果不認領的話，三天之後就會被揚棄。
而且，她不但認領了，藏匿起來，還多方寫信，替傅雷夫婦死後的名分進行申辯，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對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才把骨灰交給傅雷的兩個兒子。傅雷的兒子傅聰是音樂家，問她有什麼要求？她說給我一張票，聽聽你的演出。我經常想，就這樣的一個女工，這才叫中國人，這麼幫助我們中國的一個女工，為什麼就不能拍成電影？我多次與跟導演說，為什麼不能把這一段拍出來，而且字幕上要打出來，根據真人真事，讓全世界都看看，在極特殊的年代，中國人曾經是什麼樣的。
民盟前主席費孝通是潘光旦的學生，兩人是師生關係，相差20多歲，後來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時潘光旦先生在積水潭醫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還要敲著床，讓他交代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他已經感到自己身體非常不適，然後讓女兒偷偷接出醫院回家，可他已經沒有家，只不過有一個小房子，水泥地，床上還沒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痛苦，半夜裡讓女兒去找學生費孝通，費孝通住得離他不遠，都在民族大學。費孝通來了之後，當時也沒有夜裡開門的醫院，買不到藥，也不能背著他上醫院，他是打入名冊的人。費孝通只能把自己70多歲的老師潘光旦摟在懷裡，摟了一夜，最後潘死在費孝通懷裡。這種師生情，在那樣的年代，我也經常想，要拍出電影來，放給全世界看。這不是中國人的羞恥，而是中國人的光榮。
有幾千年傳統文化和文明影響的中國，在特殊年代裡，一些知識份子能把人性和師生關係演繹到這樣的程度，可以讓全世界都來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現，我們的文化把我們生活中明明發生的，對於後人有影響的元素都剔除掉，現在就剩下了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所以，我們說中國人缺什麼？當然也缺文化的影響。
